【史话】新中国初，武训之外，陶行知、陈鹤琴也先后因教育被批判

武训画像

武训

山东堂邑县（今属聊城冠县）柳林镇武家庄人，行乞三十八年，建起三处义学，教育了无数穷家子弟，是我国近代群众办学的先驱，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以乞丐身份被载入正史的人，被誉为“千古奇丐”。

抗战时期，中共曾将武训故乡堂邑县更名为“武训县”，柳林镇更名为“武训镇”以纪念武训。1948年7月，当时的中国电影制片厂将他的事迹投拍成电影《武训传》，后因经费困难，拍了大约三分之一后停拍；1949年2月，昆仑影业公司继续完成了此片，1950年12月《武训传》公映。

在当时，拍摄一部电影是件非常重大的事情，每部电影都能引爆一时的舆论，左右一段时期街头巷尾的话题。毛主席看完这部影片后，对舆论一边倒的歌颂武训感到不满，1951年5月20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文章《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

毛主席在文章里说：“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

按照毛主席的意见，在武训的年代，那些敢于与外国侵略者和国内反动封建统治者的斗争者，才是真正的、最大的英雄；在解放初期，千头万绪、百废待兴，电影等宣传手段极为有限、极为宝贵的条件下，应该用于歌颂时代英雄，不应该歌颂这些封建时代的所谓“好人”。

根据如去的理解，毛主席的这篇文章主要目的不是批判武训，而是批评某些共产党人，因为毛主席在文章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像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像电影《武训传》及其他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

育才学校时期的陶行知

陶行知

陶行知自称“新武训”，曾被毛主席称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在长达近三十年的教育生涯中，陶行知特别重视农村教育，认为在3亿多农民中普及教育至关重要；并先后与蔡元培、晏阳初等人发起成立中华教育改进社、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致力于平民教育运动。

1926年，陶行知发表了《中华教育改进社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提出“乡村学校做改造乡村生活的中心，乡村教师做改造乡村的灵魂”的思想。此后，他辞去官职到乡村办学校，发展平民教育。

上世纪五十年代对陶行知的批判主要是因为他对武训的称赞，他的教育思想被认为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或者“小资产阶级”，而不是新民主主义、无产阶级的教育思想。

陈鹤琴

陈鹤琴

对陈鹤琴“活教育”思想的批判，则是源于对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批判，这个批判贯穿20世纪50年代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过程。陈鹤琴的"活教育"理论被作为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代表之一，其理论上存在因袭杜威主义的局限、实践上存在形式主义的缺点。

陈鹤琴的“活教育”思想，把教育的目的分为“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三个层次。从“做人”开始，这是最为一般意义上的目的，即如何建立起完美的人际关系，借以参与生活，控制自然，改进社会，追求个人及人类的幸福；第二层次，“做中国人”，就是要培养每一个国民，使其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具有保卫祖国、建设祖国的爱国主义品质，这体现了教育目的民族性；最高的一个层次则是“做现代中国人”，这样的人应具备以下五个条件：健全的身体，建设的能力，创造的能力，能够合作，有服务精神。

陈鹤琴认为，传统教育的课程内容是固定的，教材是呆板的，先生只是一节一节课地上，学生只是一节课一节课地学。这样的读书只能造就“书呆子”；而“活教育”则提倡到大自然、大社会中去寻找“活教材”，即取自大自然、大社会的直接的书，让学生在与自然和社会的直接接触中，在亲身观察中获取经验和知识。

但“活教育”并不是要摒弃书本，而是强调被忽视的活生生的自然和社会，使书本知识作为现实世界的写照，在自然和社会中得到印证；他根据儿童的身心特点和生活特点，把“活教育”的内容具体化为“五指活动”，即：健康活动、社会活动、科学活动、艺术活动和文学活动。

陈鹤琴还指出，活教育方法论的基本原则，是“做中学，做中教，做中求进步”。他认为“做”是学生学习的基础，因此也是“活教育”方法论的出发点。陈鹤琴在强调做的同时，还强调思维的作用。他把活教育的教学过程分为以下四个步骤：一是实验与观察；二是阅读与参考；三是发表与创作；四是批评与研讨。这四个步骤是教学过程的一般程序，不是机械的、割裂的，它们同样体现了以“做”为基础的学生主动学习。

今天看来，无论对于武训，还是陶行知，拟或“活教育”思想的批判都有求全责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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