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8年7月，湖北襄阳城外，王近山盯着摊开的地图，迟迟没有落笔。眼前这座城并不只是一个孤立据点，它扼守汉水，连接鄂西北与豫陕地区，还是国民党军在中原的重要支撑点。要不要强攻，怎样强攻，牵动的不只是六纵一支部队。
襄阳城依山临水，外围有真武山、琵琶山等据点，城防体系彼此呼应。守军主将康泽熟悉防御战，凭借工事和火力，试图把解放军挡在城外。按照常规部署，攻城部队应当逐步夺取外围阵地，再集中力量突破城垣。
王近山却不愿意这样打。
他判断，外围据点一旦逐个争夺，战役时间必然拉长，守军也会得到调兵和补充的机会。六纵擅长穿插突击，若能集中炮火撕开一处缺口，再把部队迅速送进城区，守军的整体防御就可能被打乱。
问题在于，配合作战不是一支部队单打独斗。参加襄樊战役的部队，既有六纵，也有其他兄弟部队，各自的作战经验和指挥习惯并不完全相同。有人主张稳扎稳打，先清外围；王近山则认为，战机稍纵即逝，攻城不能过分拘泥于成规。
争论越说越僵。王近山性格强硬，遇到认定的方案，往往寸步不让。电话那头的意见没有被采纳，他一度压着火气说：“既然这样，这仗我不指挥了。”
这句话传到王宏坤那里，事情便不能再拖。王宏坤清楚，王近山不是临阵怯战，而是对作战方案不服。但战场上，主攻部队的指挥员若公开撂挑子，影响的绝不只是个人情绪，还会波及全纵队的行动。
王宏坤赶到六纵指挥部，没有绕弯子。他问王近山：“你认为西面能打开缺口吗？”王近山回答：“能，但要给我集中兵力和火力。”王宏坤随即明确：“那就按你的判断打，出了问题由指挥部承担。”
这番话的分量很重。它不是简单偏袒某一方，而是在争论无法消除时，指定一个清晰的主攻方向，同时把责任归到指挥层。王近山得到明确授权后，立刻回到阵地，重新组织炮兵、突击队和后续梯队。
1948年7月中旬，总攻开始。六纵把主要火力集中到选定突破地段，炮火压制与爆破行动连续展开。城防工事被撕开后，突击部队没有停在缺口处等待，而是迅速向纵深穿插，尽量不给守军重新组织防线的时间。
这正是王近山打法的核心：不把突破口当作终点，而把它当成打乱敌军部署的起点。只要突击力量进入城区，守军原本依托城墙、据点形成的整体防御，就会被街巷和交通节点切割。
外围部队的推进也十分艰苦。山地据点、壕沟和火力点相互支撑，进攻一处往往要付出相当代价。六纵的快速突破，客观上迫使其他方向加快行动；而兄弟部队从侧翼施压，又牵制了守军的增援。不同打法，最终在战役进程中形成了相互牵动的关系。
襄阳城内的战斗很快转入巷战。解放军采取分路穿插、切断联系的办法，连续压缩守军活动范围。康泽指挥系统被打乱后，部队之间难以形成有效配合。7月16日，襄阳被攻克，康泽被俘，襄樊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
战役结束后，功劳归属和战报表述又引发争执。六纵认为自己率先突破并进入城区，兄弟部队则指出，若没有侧翼牵制和外围作战，城内突击也难以持续。王宏坤没有让争论继续扩大，而是要求各部队按统一口径整理战果，严禁因争功影响部队关系。
王近山的性格，在这场战役中既带来压力，也形成了突击优势。他敢于否定旧方案，也容易与友邻部队发生冲撞。王宏坤的作用，则是把这种强烈的个人作战风格放进联合作战框架，既不压制主攻指挥员的判断，也不允许任何部队把战役变成争功竞赛。
襄樊战役的价值，不只在于攻下襄阳、歼灭守军，更在于它证明了一个道理：复杂战场上，方案可以争，责任不能推；指挥员可以有锋芒，但部队必须服从整体部署。王宏坤当时对王近山的处理，正是用明确授权结束争吵，再用统一指挥把各路力量拧到了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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