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开大会当场宣布把我免了，门突然被推开，大领导快步走进来，对着给我送饭的瘸腿老爹敬了个礼：老首长好

窗外日头正毒，传达室的老钟刚敲过十一点。

主席台上念到“免去刘向东同志”这几个字，我脑子里嗡了一下。

前排有人回过头来看我，目光在我脸上停了不到半秒，又转了回去。

电扇嘎吱嘎吱地转。

门就在这时被人推开了。

准确地说，是被保温桶的提手撞开的。

只见父亲半侧着身子站在门缝里，穿那件洗得发白的绿军装，额头上全是汗。

他正想弯腰把桶放下来，一个穿深色夹克的男人从后面赶上来，经过我父亲，突然脚下一顿，整个人像被什么东西钉住，随即转过身子，朝着我父亲立正。

会场所有人的目光齐刷刷看了过去。

01

那两张发票的问题，最早是我核库存账时发现的。

六月中旬，后勤保障部做季度盘库，我对着仓库上报的清单一笔一笔过。

量大的东西可以直接看总数，量小的就得翻原始单据。

那两笔款项夹在换季劳保用品的明细中间，单笔金额不大不小，刚好卡在需要审批的线上，一张是购置解放鞋的，一张是补充防滑手套的，日期都在徐永刚外出考察那几天。

我调了验收单出来。

没有。

解放鞋没有入库签收记录，手套也没有。

仓库那边的负责人老周说，那批货是直接送到三号料棚的，具体经手人是蒋成才安排的一个临时工，后来临时工没干满一个月就走了，找不着人。

我当时把发票复印件放回文件夹，没多说话。

隔了两天，徐永刚打电话到我这层办公室，态度挺随和，问季度核账的进度怎么样。

我说正在收尾。

他在电话那头笑了一下，说辛苦了，等忙完这段我请大家吃顿饭。

挂了电话，我把那两张发票拍了照，存进手机里的隐藏相册。

回家已经晚上八点多，冯丽丽在厨房热剩饭，说孩子吃过在屋里写作业。我坐在沙发上把那两张发票的号码来回想了几遍，总觉得哪里不对。

父亲坐在阳台的矮凳上，用一块旧布擦他的保温桶。

刘忠华今年六十八，膝盖上的旧伤是年轻时落下的，走起路来一顿一顿的。

他从老家跟到城里来住，说是帮我们带孩子，其实孩子已经大了不太需要他。

退休工资不高，刘忠华的生活开支一直都自己花。

他隔三差五去菜市场买点排骨，洗净泡一上午再炖成汤，用那只不锈钢保温桶装了，坐公交车送到我单位去。

他说食堂的菜油太大，多吃伤了胃。

我说不用送，他不听。

我起身去客厅倒水，经过擦得发亮的窗台，无意中瞥见父亲那个深褐色的旧木箱，半开着。

那是他的私人箱子。

我记得母亲说过，父亲年轻时在部队里当过干部，后来复员回老家务农。

刘忠华自己从没跟我细说过在部队的事，问也就一句“当兵嘛，没什么好说的”。

我本来只是路过，脚步没有停。但木箱的盖子敞开的角度恰好露出一本深红色的证件。

我弯下腰看了一眼，封面上印着“复员军人证明书”几个烫金字。

翻开，照片上的父亲很年轻，穿绿军装，领口别着两面红旗。

服役记录栏里写着一行字，但那行字被一条白色纸条遮住了后半截，粘贴的痕迹已经泛黄。

我捏着那张纸想看底下写了什么，父亲脚步声从阳台传来。我把证件合上，放回箱子里，坐到沙发上。

他看了一眼箱子，没说话。过了一会儿他又走到阳台去收拾别的。

那只保温桶擦完了，立在客厅角落，桶身被磨得发亮。

02

那段时间我心里的怕不是什么大问题，单纯是觉得事情不对劲。

那两张发票的数字不大，合计一万二上下，放在公司年度开支里连水花都溅不起来。

可越是这样的小钱，越容易被人随便处理掉。

我干后勤保障快十年了，见过太多为了几万块丢饭碗的人，他们一开始都觉得自己是替人扛事，最后背处分的时候一个也没跑掉。

我在班子会之前把自己的想法理了一遍。

不举报，也不提什么疑点，只是把季度库存的核账情况汇报上去，重点提了一句“有两笔物资的验收单遗失，需要补办”。

如果只是偶然丢了一张单子，补上就行。如果补不上，说明这水底下有鱼。

谁知我还没来得及说话，徐永刚先把话题带到了别处。

他说近半年来后勤保障部门的费用偏高，有人反映可能存在把关不严的现象，建议调整一下岗位配置。

话说到一半，他看向萧兴华，萧兴华在笔记本上写了几行字，顿了顿，才对着我开口道：“向东，组织上考虑让你暂时去保卫科帮一段时间忙。”

我当时愣住了。

后勤保障部的工作明明没有问题，那两笔发票的疑点我还没来得及提，怎么就被高了一级的人掌握了风向？

我提出要查账自证，会议上没有人接话。徐永刚低头喝茶，纸杯边缘有几个指印。

散会后，萧兴华走在走廊最前头。我快步跟上去想跟他解释几句，他摆摆手没有回头，说他这边只负责协调，具体人事安排是徐总定的。

回到办公室，我坐下来，看着桌上那只旧保温桶。

父亲中午来送过饭。

他放下桶，看了我一眼，问：“你脸色不好，最近是不是碰上难事了？”我说没有，工作上的事都好处理。

他没再问，一瘸一拐地下了楼。

晚上回去，冯丽丽看出我不对劲，非得问出了什么事。

我说公司内部岗位调整，可能把我调去保卫科，算是平级调动。

她说那就去呗，都是干活，在哪儿不一样。

她不知道，我真正担心的是我查的那笔账。账面上的问题一旦被转移，就没有人追了。

“老徐是不是跟你结了什么梁子？”她坐在床边问我。

“没有。”

“那你怕什么？”

我张了张嘴，才发现自己说不出什么。我怕徐永刚知道我在查发票的事，可我从头到尾没有跟任何人提过，他怎么可能会知道？

父亲在客厅里看电视，声音开得很小，是一档戏曲节目，还是老旧的录音机。

我走到卧室门口的时候，看见他并没有在看电视，他的视线落在我放在鞋柜上那只手里的手机，似乎在想着什么，又好像什么都没有想。

03

第二天上午十点，蒋成才的办公室门锁着。

我本来想找他对一下那两张发票的付款时间，财务科的同事说她出去办事了，下午才回来。

我站在柜台外面等了一会儿，于钰玲从里间走出来，手里抱着一叠旧报纸，看见我就愣了一下。

“刘主任，找蒋科长？”

“对，一会儿再来。”

她看了我一眼，像是犹豫了一下，才压低声音说：“昨晚十点多钟，我看蒋科长办公室灯还亮着，不知道在弄什么。”

我点点头，没接话。

她抱着报纸往走廊走，走了两步又停下来，回头语气轻得像怕被人听见：“刘主任，你最近查的那个账，别一个人扛。”

我没反应过来。她怎么知道我在查账？

还没等我张口问，她已经拐过弯消失了。

下班后我绕到蒋成才办公室，门仍然锁着。财务那边的同事说蒋科长下午请了假，没来单位。

回家路上，我越想越不对劲。

晚上妻子下班回来，进门时跟我说，传达室的杨师傅在物业碰见她，说今天中午有人来家里，自称是我单位同事。

她问是谁，杨师傅说不认识，四十来岁，不太高的个子，问了问刘忠华的情况。

我在沙发上坐直了。

来的人打听我父亲做什么？

刘忠华从里屋走出来，满脸疑问。他说白天没有外人来找他，一直在家里收拾杂物。

我跟刘忠华说：“要是有人上门来问你什么，就说不知道，让他们来找我。”他没问我为什么，过了好一会儿才说了一个“好”字。

当天夜里我睡不着，脑子里转来转去只有一个念头：那两张发票的事，已经在单位里被人知道了。

但知道的人只有我自己。

除非，有人动过我不在时放在办公室桌上的那几张纸。

我爬起来打开电脑。好在当时拍照留了底，原件在抽屉里没有丢。

我看了一眼抽屉，拉手的缝隙里夹着一小片文件碎纸，我记得自己下午没做过碎纸。

有人翻过我的东西。

04

人事免职文件是周四下午下的。

通知很简短，写在红头纸上：经公司研究决定，免去刘向东同志后勤保障部主任职务，另行安排工作。落款是单位公章和日期。

没有更多解释。

全公司大会在周五上午召开，说是传达上级精神，实际上就是走一个过场。

我坐在台下第三排靠边的位置，看清了前排每一个人的表情。

徐永刚在主席台上讲话，语速不快不慢，全程没有提到我的名字。

萧兴华坐在他旁边，低着头翻文件，偶尔拿起杯子喝一口水。

等我听到“免职”两个字时，会议室里的低语声一下子安静了下去。没人回头看。

我扶着膝盖，手心里的汗把裤子洇出了一小块印子。

念完文件，萧兴华说了两句“下一步会安排新的岗位”之类的话，声音被电扇的嗡嗡声盖住了大半，听不太清。

就在这时，门被推开了。

门框撞在墙上的声音不大，但在安静的会议室里格外明确。我抬起头顺着响声看过去，父亲站在门口。

他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绿军装，左手提着保温桶的提手，正想侧身进来，看到会议室里坐满了人，愣住了。

他身后是空荡荡的走廊，墙上的挂钟走到十一点四十分。

有人小声问：“这是谁的家属？”

他弯下腰，准备把保温桶放在门口的地上离开，一个穿深色夹克的中年男人快步从走廊尽头走来，像是赶路的样子。

他经过父亲身边时本来没有停，迈了两步，猛然站住了。

那人退回来，面向父亲，先是慢慢站直了，然后缓缓抬起手，笔直地敬了一个军礼。

会议室里的空气仿佛消失了。所有人都坐着没动，有人手里拿着笔，悬在半空没落下。

敬完礼，那人放下手，声音不大不小，带着微微的哑：“老首长，您还记得我吗？”

父亲的手还握在保温桶提手上，站了几秒才慢慢松开。他仔细看了看对方的脸，点了点头，语气平淡：“记得，你是三连那个总丢鞋的小卢。”

05

会议室门口安静了几秒。

徐永刚从主席台上站起来，隔着两排桌子朝门口的方向张望，声音不太自然：“这位同志，您是……”

穿深色夹克的男人转过身，从口袋里掏出一本工作证递过去：“我是军转工作调研组的卢建明，在省里挂职。今天本来是按预约来你们单位了解军转安置情况的，没想到在门口碰上了老首长。”

他顿了顿，又说：“刘忠华同志，是我入伍时的老连长。”

会场里有人倒吸一口凉气，有人交头接耳，但声音压得很低。

我看不清父亲的脸，只看见他微微侧过头，视线似乎在某个方向停了一下。我离得远，不确定他有没有在找我。

卢建明没有提什么异常的事，转而很自然地问了句：“老连长怎么在这儿？”父亲说：“给我儿子送饭。”他指了指会场的方向。

卢建明顺着父亲的手指看向我，目光在我脸上停顿片刻，点了点头，没有多问，对着萧兴华说：“既然你们在开会，那先不打扰。等散会了，我要把相关的军转安置材料调来看一下。”

他说的还是调研工作。

徐永刚连忙应声，说好说好，安排人配合。前台的人把他的名字和职务记在本子上，请到旁边接待室坐下。

会议室的免职文件还没念完，但已经没人有心思听了。

萧兴华拿着文件说了句“散会”，先起身走出门。

其他人陆续站起来往外走，路过门口时都不自觉地多看了父亲一眼。

父亲还站在门边，手里拎着那只保温桶。

他没有进来，也没有退出去，就那样站着，等会议室里的人走得差不多了，才慢慢走进来，走到我坐的那排位置旁边，把保温桶搁在我面前的桌面上，说：“饭还是热的，你先吃了再忙。”

我喉头发紧，低下头应了声：“嗯。”

他往门外走，快到门口时又停了一下，回头说了一句：“你那两个手机别老放桌上，容易招灰。”

我没有马上吃饭，坐在空荡荡的会议室里，看着那只旧保温桶，过了好一会儿才打开盖子，里面是排骨萝卜汤，上面浮着淡淡的油花。

我端起桶喝了一口。汤已经不怎么烫了，但那股热从喉咙一直淌到胃里。

06

卢建明没有在会议室多耽搁。

他进了接待室，中间在走廊上遇见萧兴华，随口说材料他自己整理，午后两点的约谈改到下午三点，让相关人员准时在办公室等候。

我猜这个人对我不会有事，他是冲着父亲来的。

中午，我端着空保温桶走到门卫室，父亲坐在传达室门外一条长凳上晒太阳，手里拿着一张旧报纸。

他没问我开会的结果，只说：“汤里放了盐，不用再打菜了。”

我把桶放进他旁边的布兜里，在他身边坐了一会儿。下午两点半我回到单位。整个办公区静得不像话，会议室里卷帘半开着，桌面上摊着一摞材料。

三点整，萧兴华敲门进了接待室。

又过了十几分钟，卢建明穿着夹克走进楼道，手里的文件夹里夹着几页纸。

经过我的工位时，他没有停步，但朝桌上那只洗干净的保温杯看了一眼。

徐永刚从办公室出来迎上去，卢建明说：“你们那个免职决定的审批材料我看了，有几个地方需要当面核实一下。按照军队转业干部管理方面的要求……”

他的话没有说完，手机响了。卢建明接起电话，说了几句“好，好”然后挂断。

他转向萧兴华：“萧书记，刘向东同志调整岗位的审批手续，原始凭证能不能提供一下？”

“哪些凭证？”

“他那笔采购报销单的复印件，在财务科档案里。按规定需要在场见证下拆查封存。”

萧兴华的笔停在半空，隔了两秒才说：“可以。”

三分钟后，蒋成才从财务科办公室出来，脸色不好，他手里没有拿任何东西，空着手走在萧兴华身后。

到了档案室门口，蒋成才说：“萧书记，凭证装订在去年的旧账里，需要先把整个箱子搬出来。”

萧兴华看了他一眼：“那就搬，你不是有钥匙吗？”蒋成才的嘴唇动了动，没有再接话。

我知道他拖不了太久，等箱子一打开，发票的号码一对，就什么都对上了。

于钰玲从走廊那头走过来，经过我身边时，没有看我，只是把手里一包纸扔进了打印机旁的回收纸箱，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夜里的灯不是白亮的。”

“你什么意思？”我问，她没有停步，继续走向厕所。

我盯着那包纸，想了想，弯腰解开。

里面没有白纸，只有一截用过的手机内存卡，上面还有一层灰尘。

我找出读卡器，插上电脑，看了一眼。

里面存的是蒋成才办公室摄像头的备份录像，日期是上周三晚上十点四十分。

画面里，蒋成才坐在办公桌前拆订好的报销凭证，抽走两张，塞进碎纸机。

我抄下了录像保存的位置，把内存卡放回信封里。

07

档案室箱子打开之后，事情就遮不住了。

那两张发票的原件躺在去年的凭证册里，发票号码、金额、日期都和卢建明手里那几张复印件对得上。

但原件后面附的验收单没有了。

被拆掉的痕迹从纸质上就能看出来了，边缘的订书钉眼还在。

萧兴华拿着凭证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没有抬头问蒋成才话。

蒋成才就站在门口，脸上的笑已经挂不住了：“可能是装订的时候漏了。”

“装订漏了，能用碎纸机补上？”卢建明不紧不慢地问了一句。

蒋成才没答上来。

萧兴华这时候把凭证合上，对蒋成才说：“你去办公室等一下，有些细节需要跟你核实清楚。”

蒋成才转身走出档案室。经过我身边时，我看见他额头上冒了一层细密的汗。

傍晚六点，我走出办公楼，夕阳把走廊口的墙面烤成暗红色。

冯丽丽给我打电话问晚上回不回去吃饭，我说可能要加班，她说父亲一个人在家，炖了汤，让我记得回去喝。

我穿过办公楼门厅，往公交站走。

身后有人叫我的名字。我回头一看，于钰玲站在门厅的台阶上，手里攥着一只手机，犹豫了一下才开口：“刘主任，晚上有空吗？我有些话想说。”

我看着她，想了想，点了点头。

我们走到街对面那家亮着灯的小饭馆，找了个角落坐下来。

她要了一碗面，没吃几口就放下了筷子。

她说蒋成才上个月把人调进临时工，那批劳保物资从经手到最后出货都没经过正常库房手续。

我从口袋里掏出那只信封，放在桌上：“你什么时候装了摄像头？”

她愣了愣，没想到我知道。

她低下头用筷子在碗里搅了好几圈才说：“去年冬天他喝多了，自己无意中说漏了嘴，说他能搞到一套旧房改造工程的材料。我当时觉得不对劲，第二天趁他不在，在柜式空调旁边装了那东西。”

我没有追问。各人有各人的账，没必要问太清。

她把那只手机里的内容发给我，走之前犹豫了一下，又说了一句：“刘主任，有些事我不说你也知道，他是我舅。”

“我知道。”我看了她一眼，“但我得问你一句，发完这个，你那边能撇干净吗？”她说她已经在托人调离到分公司去了，手续快跑完了，不碍事。

两个人一前一后走出饭馆。

八点钟的街道已经暗下来，路灯在头顶亮起。

我拿起手机又看了一遍那段录像，然后点了发送，把东西传回了单位的加密邮箱。

08

蒋成才第二天上午就交代了。

他咬了大半天的口气，到了下午，纪检组把银行流水往桌上一摆，他的心理防线就垮了。

那笔款项从供应商账户转出去之后，经过两次中转，最后挂在他表弟名下的一家劳务公司账面上。

钱数不大，但每一笔都有据可查。

到他开口时，距离徐永刚被约谈还不到二十四小时。

蒋成才承认那两张发票的验收单是他抽出来的，报销单复印件上的签字也是他找人临摹的。他拿了那个供应商的好处费，承诺三个月内把货款结清。

徐永刚被带走的时候，我在三层走廊的窗户边站着，没有下楼。

窗外传来推拉门的声音，铁门拉开，那辆黑色轿车停在门厅台阶下面。

徐永刚穿着上午那件藏蓝色短袖衬衫，袖子没挽，手里提着一只公文包。

他弯腰上车时没有抬头看办公楼一眼，后排车门关上，司机发动引擎，倒了一把，顺着坡道驶出大门。

传达室的保安老周站在门口，一直看着那辆车开远了才收回目光。

我转回工位，看到桌上有一张新的岗位安排通知。后勤保障部主任一职正式恢复，从下周一执行。

我把通知放在一边，去洗手间用冷水洗了把脸。

镜子里的人看起来有些陌生，不知是灯光的关系，还是这几天瘦了。

回到办公室坐了一会儿，萧兴华过来敲门。

他没有进屋，靠在门框上说了一句：“向东，大家一个单位共事，很多事，往宽处想。”

“我知道。”

他没有再说什么，转身走了。

快下班时我接到父亲的电话。刘忠华在电话那头声音和平时一样：“汤在炉子上，早点回来，别等凉了。”

我说好，挂了电话又坐了一阵，等办公区的人走得差不多了才站起来。

走到走廊尽头，我回头看了一眼那扇半开着的门，又看了一眼保安房旁边的垃圾桶，里面没有文件碎片，干干净净。

我走出去，晚风吹在身上，凉丝丝的。

下班公交车挤满了人。

我站在后门靠窗的位置，看着路边的梧桐树一棵一棵往后退。

手机震动，冯丽丽发来一条微信：爸的伤又犯了，走路拐得厉害，今晚回来你带一盒活络油。

我说好。

公交车到站时，我下车没有直接回家，先去巷子口那家药房买了一盒活络油，又顺手买了一包父亲常抽的烟丝。

结账时看见柜台上的体温计，想了想，也多拿了一支。

09

刘忠华的膝盖是旧伤。

我回去那一晚，他坐在沙发边上，裤腿卷到膝盖上方，自己用热毛巾敷着。

我走近才看清，他左膝盖肿得发亮，比右边整整大了一圈。

冯丽丽在旁边说：“下午去买菜，上下坡的路有点滑，他扛着一袋子土豆走了两里地，回来就不对劲了。”

我蹲下去看了看，没有碰他的膝盖。

“这得去医院拍个片。”我说。

刘忠华把毛巾拿下来拧了一把：“老毛病了，肿几天自己就好了。”

我没跟他争。

第二天直接从单位请了半天假，把他拽到市医院骨科拍了片子。

等在走廊外的工夫，刘忠华坐在塑料椅上，眼睛盯着对面墙上的健康教育广告，过了半晌说了句：“柜子里的铁盒，你看见了？”

我愣了一下，才知道他说的是复员军人证明书旁边的那只铁皮盒，那天我拉开抽屉乱翻，确实看见过半个盒角，没打开。

“里面有些旧文件，”他说，“你什么时候有空自己看，不想看也没事。”

他没说更多的。

拍完片出来骑电动车回家，路上他坐在后座上，右手攥着车座旁边的把手，没怎么说话。

我骑得不快，风从背后吹过来，把他那件旧军装后摆吹得一鼓一鼓的。

片子的结果比我预想的严重。

医生说膝关节内有游离骨片，周围软骨磨损明显，属于旧伤长期负重导致的损伤性关节炎。

现在保守治疗只能缓解疼痛，最好的办法是手术，把游离体取出来，清理关节腔。

“手术费用大概多少？”我问。

医生说了一个数字，在我能承受的范围内。

我坐在诊室外的长椅上算了算存款，差不多够。

我没有跟冯丽丽商量。

当天下午，在预约登记单上写下刘忠华的名字，选定下周二办理入院手续。

晚上回到家里，冯丽丽看了我一眼：“你把你爸安排到医院的事定了？”我说嗯，她没再问，转身进厨房多炒了一个菜。

饭桌上刘忠华沉默地喝汤，喝到一半，放下碗筷说：“费那个钱干嘛，我还能走。”

我说：“你不是还能不能走的问题，再拖下去，以后就真的走不动了。”

他没有说话，把那碗汤喝完了。

冯丽丽在厨房刷碗，水声哗啦啦地响。

我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着父亲慢慢站起来，走到窗台边，把晾干的旧保温桶收回屋里。

铁皮桶边缘掉了一小块瓷，露出下面暗灰色的底子。

我站起身走进他的房间，从衣柜下层拿出那只铁盒，轻轻打开。

最上面是一张发黄的纸，折了三折，是一份已经泛黄的申请报告，标题是“关于主动申请复员安置的报告”。

落款处是刘忠华的名字，日期是一九七七年四月。

报告下面的表格里有一行小字：本人自愿让出安置名额，申请回乡参加生产建设。

旁边还有一行钢笔字批注，字迹不同于正文，写下这行字的人用笔很重，纸上有些划痕。

我借着台灯的光仔细辨认，那行字写的是：“该同志表现优秀，同意本人恳请，特殊处理，不对外宣布。”

我看不清那个批注者的姓名，只看见一个模糊的红章印记。

楼下传来父亲咳嗽的声音，慢慢从卫生间的方向沿着走廊走回去了。我合上铁盒，放回原来的位置。

10

手术安排在周二上午十一点。

刘忠华换上手术服，躺在推床上，医院的走廊灯亮得晃眼。

冯丽丽站在手术室门外，手里攥着一只医保卡，刘梦洁从学校打来视频，在屏幕里叫了一声爷爷，刘忠华侧过头看着那块小屏幕，回了一句：“小妮子瘦了。”没有再说别的。

麻药生效，推进去的瞬间，他的眼睛还睁着，不知在看什么。

我坐在手术室外的长椅上，从上午十一点一直坐到下午三点多。

走廊里的灯没关过。

陆陆续续有其他病人的家属来来去去，有蹲在墙角吃盒饭的，有趴在椅背上打盹的。

我没有胃口，只在自动售货机买了一瓶水，喝了两口又放下了。

下午三点四十分，手术室的门推开，医生先走出来，摘掉口罩，说手术顺利，游离体取出来了，关节腔冲洗干净了，注意恢复期别让膝盖负重。

我点点头，说了声谢谢。

刘忠华被推回病房时麻药还没全退，闭着眼，一动不动。冯丽丽替他擦了擦脸上的汗，跟我使了个眼色，说她先回家把汤炖上，晚上再过来。

病房里只剩下我和他。

我坐在床边的陪护椅上，看着床头电子屏上跳动的数字。窗外的天色慢慢暗下来，对面楼亮起一格一格的灯。

傍晚五点多，刘忠华醒了。他偏过头，看见我坐在旁边，张了张嘴，声音有点含糊，像是还在麻药的余劲里：“你上班去吧。”

我说：“我请假了。”

他没有再说话，闭上眼睛又睡了过去。

夜里九点多，护士查完房，走廊逐渐安静。我起身上了个厕所，回来时在那张陪护椅上翻了个身，盖着一件从家里带的外套，迷迷糊糊睡了过去。

半夜被一阵轻轻的响动弄醒。

我睁开眼，看见刘忠华侧身躺着，右手伸在病号服的口袋里掏什么东西，动作很慢。

我坐起来，没有出声，他掏了一阵，从口袋里摸出一片东西放在枕头底下，又慢慢躺平了，安安静静地没了动静。

我等了一会儿才重新躺下，没有去看那块东西。第二天早上我才知道，他放在枕头底下的是一片旧式领章，红色的底已经磨得褪了色，边角起了毛。

我蹲下身在病房的床头柜里翻出那只旧保温桶，拧开盖看了看，里面是空的。

我拎起桶到走廊尽头的水房灌满热水，拧紧盖的时候手指摸到桶壁上那道凹痕。

刘忠华靠在床头，看着我把桶放在他手边，没有说什么。窗外响起一阵水车经过的声音，风把树叶子吹得哗啦啦响。

我站在窗边，看着水车开远了，才慢慢开口：“爸，当年那个名额，是让给谁的？”

他沉默了好一会儿，像是想了想，又像是不想回答这个问题。

等我以为他不会说的时候，他忽然开口：“那小子比我小一岁，家里五个兄弟，爹在矿上出了事故，他是老大。”

“后来他干了二十年，干到副团才转业。前年心梗，走了。”

窗外又有一阵风吹过，树叶子啪啪地打在窗玻璃上。我把保温桶的盖子又拧紧了一点，放在他床头柜上，热水从桶壁渗出的温度把手指捂热了。

他没有再说话，我也没有追问。

走廊尽头的电梯门开了又合上。过了很久，我听见他轻轻说了一句：“饭盒别一直空着，装点热水吧。”

我嗯了一声，拎起保温桶，往水房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