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国家发展动力”成果研讨：如何用38项指标客观评估50个国家

9月28日，复旦发展研究院举办“国家发展动力”2026年秋季学术研讨会。会议聚焦“国家发展动力”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以跨学科、跨校域、跨领域的方式，探讨“国家”研究的新进展，研判全球发展新态势。

来自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十余所高校以及智库、党校系统的跨学科专家学者参与讨论，涵盖政治学、国际关系、经济学、法学、社会学、哲学、外文等多个学科。

9月28日，复旦发展研究院举办“国家发展动力”2026年秋季学术研讨会。

“国家发展动力”研究是跨学科命题

复旦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张怡在主持发言中表示，“国家发展动力”不是某一种具体动力，而是一个结合历史、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多元跨领域命题，也是深刻的理论问题和重要的话语权问题。复旦发展研究院自1993年成立以来，始终坚持开门办智库，广泛汇聚各方力量，提升课题的引领力、辐射力和影响力；坚持问题牵引、现实导向，增强研究的针对性与实践性；拒绝流于表层，深耕议题，着力产出体系化成果，持续推进研究方法的科学化、客观化。

复旦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昊围绕“国家发展动力”项目进行成果汇报。自2021年该理论提出以来，研究院已搭建起涵盖理论著作、指数、国别案例、智库报告的完整研究体系。核心专著《国家发展动力：基于中国发展的理论构建》出版后入选《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优秀畅销书排行榜及“长安街读书会”干部学习书单；迭代完善的全球国家发展动力指数扩充至38项指标，评估覆盖50个国家，配套可视化系统已上线，获得国际智库和学界关注，也为解读大国兴衰与全球发展提供了量化分析工具。项目将陆续推出《前所未有的奇迹：中国发展的动力之源》《国家发展动力：寻求“全球南方”的未来》等五本著作。

重点要看全球治理参与度和国家发展内生动力

在国家社科重大课题研究阶段性汇报环节，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陈周旺就“全球性国家”新概念作阐释。他指出，大国之“大”不仅体现为领土、人口等规模，更取决于国家参与和塑造全球性结构的能力；中国经历了从内敛型国家建设、国家治理体系建设，到开放型国家建设，再向治理型国家发展的转变。因此，国家发展动力应从单纯关注生产要素进一步拓展至治理能力及其组合方式，即从农业社会的“土地+人口”、工业社会的“资本+技术”，走向未来可能呈现的“治理+X”结构。因此，可从全球性结构、全球联系机制、衰落可能性、发展动力和国家类型五个维度，系统比较早期、中期、晚近期和未来现代国家，为研判中国作为新型全球性国家提供理论参照。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刘春荣从北欧国家出发，提出“过度适应困境”新解释，他认为，北欧国家一味迎合外部规则会损耗内部制度弹性，甚至出现存续性动力挤压创新驱动动力的风险。21世纪北欧依靠多重机制构筑韧性：激活福利国家的社会投资缓冲功能，推进协调创新转化自身劣势，以共识吸纳消解民粹冲击，延续“北欧平衡”对冲地缘风险。受欧洲一体化、北约化影响，该区域也显现出新的结构性脆弱；北欧经验启示各国要规避过度适应陷阱，在对接外部体系的同时守住内部制度弹性，其复合建构模式也为解读小国发展、反思“小院高墙”等全球议题提供了重要国别样本。

复旦大学金砖国家研究中心副主任江天骄副教授围绕中美人工智能博弈态势与前景展开分享。他指出，人工智能正在重塑国际政治、经济与社会秩序，国家间竞争也将从大模型、芯片、算力等单点技术比拼转向能源供给、组织配套、制度流程等基础条件支撑下的综合能力竞争。人工智能深刻影响就业、政治思潮和全球产业格局，并可能为发展中国家创造弯道超车机会；同时，由于其介入知识生产带来的信息真伪辨识困难，也可能引发新的社会信任危机。当前中美人工智能呈现“双强”竞争格局：美国在底层技术和高端人才方面具有优势，中国依托超大规模市场、丰富应用场景和组织能力形成特色，双方围绕全球南方的竞争日趋加剧。中美双方应正视长期竞争现实，同时把共同风险管理作为对话基础，积极参与有关安全规则和风险标准建设，利用金砖等多边平台提升全球治理参与度，并加强技术、国际关系与治理相结合的复合型人才培养。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创新与治理研究院副院长夏玮教授聚焦双边经贸格局变化指出，一年多以来，中美围绕关税、稀土与关键矿产、芯片和AI出口管制、农产品、投资等议题开展八轮磋商，双边关系也由冲突对峙、阶段性关税休战逐步转向机制化建设，并在贸易、投资等领域形成一系列共识。虽然美国关税政策将对我国外贸产生一定冲击，但当前风险总体可控。面对外部经贸环境变化，双方应坚持平等协商，持续跟踪美国科技经济政策及技术出口管制的长期影响，同时将发展的立足点放在办好自己的事情上，通过国内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增强内生动力，在管控分歧、维护经贸利益的基础上推动双边经贸关系保持建设性战略稳定。

基于国家发展动力指数最新成果，复旦大学外文学院西班牙语系副教授王珑兴从资源转换、社会整合和战略自主三个维度分析拉美国家的发展条件及结构性约束，发现拉美国家整体活跃力较强，但生产力、创新力和发展力相对不足，政府信任度和社会稳定性也有待提升，反映出将经济增长转化为社会发展和治理能力的社会整合机制仍不充分，他将拉美国家划分为资源转换型、北美嵌入型、大国平衡型、小国开放型和安全约束型五类。他以秘鲁为例，认为其在安全领域与美国合作的同时，在经济领域积极拓展与中国、亚洲、环太平洋及欧洲的多边经贸联系，体现出“主动不结盟”的战略取向。他强调，总体而言，拉美具有较大的工业化和工业品市场需求，与中国存在较强经济互补性。未来对外合作可进一步向中小企业、技能培训、农业技术等社会层面下沉，依托多边经贸网络，推动拉美将外部资源和国际联系转化为自身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

离不开本土资本能力和保障机制建设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许闲教授指出，保险已成为国家风险治理中的重大战略问题，未来保险可从三方面发力：一是为企业出海提供风险底座，借鉴国家发展动力指数思路搭建国别风险数据库；二是服务企业有序出海，区分重大政治风险、商业经营风险、司法与制裁风险，分类识别、分层处置；三是赋能前沿创新，对冲财务波动、强化信用，保障创新主体资金链不断裂。应突破“先发展、后治理”的传统思路，推动发展与治理同步推进、双向赋能，将保险制度嵌入国家发展动力保障体系。

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副教授叶明围绕资本分配与全球分工展开分析。他表示，传统TiVA全球价值链核算将资本形成计入最终需求、将资本折旧纳入本地增加值，容易掩盖资本供给国的作用，并形成“生产区位”替代“资本来源”的核算偏差。为此，可构建资本内生化分析框架，将固定资本消耗纳入跨国投入产出分析，区分“在哪里生产”与“由谁的资本驱动”，并构建国内外资本增加值、资本依赖率和资本视角显示比较优势等指标。他指出，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经济体不仅是生产者，也是设备、技术和知识产权等资本服务的供给者；墨西哥、越南等更多承担生产和装配职能，对外国资本依赖较高；中国则呈现资本深化趋势，国内资本贡献持续提升。由此，传统制造业“衰落”可能部分是核算方式造成的表象，真正值得关注的是谁掌握生产资料和资本服务。研究进一步分析中美从“美国资本+中国劳动”向资本层面竞争转变的物质基础，并指出新兴经济体应从扩大出口、吸引外资进一步转向资本深化和本土资产能力建设。

还要看可持续发展动力和全球文化生态

从中短期经贸博弈延伸至长期国家发展价值评估，立信研究院院长、上海高校智库浦东研究院执行院长陈志成教授表示，面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损失、AI变革，发展理念应当从单纯“增长”转向追求“长期价值”，国家长期投资价值本质是跨代持续创造繁荣的能力。传统主权信用评级聚焦短期偿债能力，在生态风险、数字创新、长期发展潜力方面存在评估盲区。据此构建环太平洋投资价值指数（PRIVI），立足国家发展动力框架，设置气候韧性转型、自然资本与生物多样性、AI数字创新、经济基础韧性、人力资本社会韧性五大评估维度。指数覆盖43个环太平洋经济体，横跨2015-2025年，包含49项指标，作为传统评级的补充工具，服务长期投资决策。测算结果显示，发达经济体整体领先但动能分化，AI与绿色转型决定未来竞争力；新兴经济体单项指标向好，但单点优势难以带动整体跃升；太平洋岛国受气候、基建、数字鸿沟多重制约。国家长期投资价值不能只看经济规模与短期增速，更要看一国整合自然、人力、技术、社会要素转化为持续发展动力的综合能力。

在经济、产业、指数研究之外，文化软实力作为国家发展动力的深层支撑也备受关注。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院长助理祁涛副教授围绕全球文化格局变迁分享了相关研究成果。他表示，当前全球文化影响力呈现由单一中心向多元中心转变的趋势。同时，数字化、平台化降低了跨区域文化传播门槛，推动多元文化中心兴起。中国既要发挥文化工业和数字平台等“硬件”优势，也要增强文化主体性，形成符合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观、价值观，提升对现代生活的想象和阐释能力。从国家发展动力看，文化影响力是经济科技实力、文化生产、文化转译和全球传播塑造等多重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需要构建系统性嵌套机制，营造良性的全球文化生态。

“国家发展动力”研究的优化方向

在专家点评环节，上海欧洲学会会长、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丁纯教授提出了四点主张：第一，现有研究擅长开展横向水平比较，但还应当增加各国纵向发展阶段维度，实现横纵交叉分析；第二，重视不同发展阶段标志性驱动性要素的追踪与预测；生产要素随时代更迭，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的重要性轮动，能否抓住新兴要素，能够改变国家后续发展走势，小国也可借此实现跃迁；第三，社会需求层次不断升级，物质需求之上服务、治理类要素权重持续抬升，服务贸易占比提升就是现实体现；第四，关注软硬实力的相互转化，以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数字监管法案为例，可将绿色、数字规则这类软实力工具转化为贸易、市场准入层面的硬约束。建议指标体系增强前瞻性，把规则博弈、软要素硬化这类机制纳入考量。

承接全球价值链资本分工的全新研究视角，复旦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孙立坚教授在点评时表示，“国家发展动力”已经成为具有时代意义的前沿学术方向，具备打造本土学术品牌的潜力。在此基础上可提出几点思考：第一，应当关注五大动力维度之间的内在张力，资源配置下不同动力之间存在取舍权衡，一项维度提升可能挤压其他维度，需要开展可验证的实证分析。第二，要重视财富安全与风险吸收、风险转嫁能力。第三，大国博弈构成小国、区域发展的强外部约束，部分国家采取政治与经济相分离的策略，大国关系的变动会直接改写各国内生发展条件。第四，建议将风险吸收能力纳入评估框架。

上海世界经济学会会长、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罗长远教授结合美欧日发达经济体经验，从国际比较视角作点评，为优化我国发展动力结构提供参照启示。他认为，首先，中国企业研发等微观发展能力持续增强，但宏观经济景气度的改善尚未完全体现；其次，应警惕AI发展过程中出现类似美国“铁锈地带”的结构性问题，推动技术进步更充分转化为广泛的经济增长动力；再次，欧洲经验表明，过度管制可能与技术创新和生产率放缓形成关联，在推进绿色转型和规范治理的同时，需要保持技术进步动力；最后，日本的产业空心化、少子化、老龄化及长期通缩值得关注，中国需要思考如何避免类似结构性风险，并通过增强经济体系的“向上动力”改善增长结构、走出通缩压力。

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院长林尚立在总结发言中指出，此次研讨充分展现了青年学者的活力与创造力，大家的研究视野从中国发展走向全球发展，从中国的发展去看全球发展；跨学科交叉成为鲜明特征，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围绕共同关切的重大问题展开多维对话。他认为，诸多议题均根植于国家发展的现实进程，能更好地支撑我们的思考和理论建设，也使相关讨论更具现实关怀、学术深度和理论自觉。他就“国家发展动力”研究提出十一条建议，包括分类型认识国家发展、打通国家发展动力与全球发展动力研究、将人工智能带来的动力结构变迁纳入分析体系、关注低风险的国家发展议题、挖掘国家发展中深层的文化因素及其世界影响等。

整场研讨会打通了理论建构、指数量化、国别案例与政策应用的全链条，进一步夯实“国家发展动力”原创学术体系，为未来精准研判全球格局演变、大国竞争态势、区域发展路径及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路径提供了理论支撑与决策参考。

（本文整理：费悦文、陈梓培，摄影：黄晨）

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