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9月联合国大会期间,波兰外长西科尔斯基再次质疑俄罗斯接续苏联安理会常任席位的依据。他抓住的一个问题是,《联合国宪章》第23条仍写着苏联,而俄罗斯接续席位时没有经过专门的联大表决。这番质疑也带着波兰对俄乌战事的强烈关切。
1971年的中国代表权问题,因此又被拿来与1991年的俄罗斯席位安排比较。前者经过联大第2758号决议,后者没有类似表决。但两段历史涉及的问题不同,程序差别本身还不足以说明其中一项安排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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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苏联解体时,独联体相关国家支持俄罗斯继续行使苏联在联合国的会员权利,包括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权利。俄罗斯将这一安排通知联合国秘书长,此后联合国按此处理,俄罗斯也长期以常任理事国身份参会、投票和行使否决权。这段过程没有专门的联大表决,但并非俄罗斯单方面宣布继承席位后,其他国家全不知情。
没有表决,仍然可以成为讨论程序是否充分的理由。只是要进一步主张俄罗斯从未取得这一席位,就必须解释当时相关国家的安排、联合国的处理,以及各会员国此后三十多年的实践应当如何看待。争议不能被“宪章上仍写着苏联”这一条事实独自决定。
其他国家解体后的经历,也没有给出一套可以直接套用的答案。捷克和斯洛伐克在捷克斯洛伐克解体后分别成为联合国会员国,南斯拉夫解体后的代表权则经历了争议。国家是否延续、谁能代表原有会员国、是否需要重新申请加入,取决于各自的历史和处理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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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说长期实践一旦形成,就不能再受质疑。安理会常任席位附带否决权,其归属关系到重大安全议题,要求把依据说清楚是合理的。可如果主张推翻已经运行多年的安排,也要面对随之而来的问题:过去的表决如何看待,其他国家持续参与的制度实践又该怎样处理?
西科尔斯基选择在此时提出旧争议,与欧洲眼前的处境分不开。俄乌战事持续,波兰与乌克兰相邻,冲突升级的风险对它而言格外迫近;援助、军费和防务部署也都需要各国政府拿出实际资源。席位问题无法替这些支出作决定,却能让欧洲的安全立场进入另一场国际讨论。
美国政策的不确定性又加重了这种压力。特朗普谈结束战争,欧洲国家则需要考虑,在停战条件尚未确定、乌克兰仍需要支持的时候,美国会持续投入多少。对欧洲政府而言,这不是一句赞成或反对谈判就能解决的事:投入若有变化,谁来补足缺口、能够维持多久,都要落实到预算和供给。
因此,比较美欧援乌力度时,数字尤其需要小心。有的金额是批准的额度,有的是实际交付的装备或资金;此前获批、此后才执行的项目,也可能出现在不同年份的统计中。把某一年的交付额与另一年的新增拨款直接相减,再据此断言美国投入骤降,结论未必可靠。
在这种背景下,席位质疑有其政治作用,即使它短期内难以改变安理会的组成。它使原本被长期实践接受的安排重新成为公众争论的对象,也让俄罗斯需要在战争之外回应自身制度地位的质疑。不过,提出一个问题与完成法律论证之间仍有距离;政治上的施压效果,不能代替对1991年过程的完整解释。
由此推断中国席位将成为下一个目标,证据仍不充分。中国代表权与俄罗斯接续苏联席位有不同的历史起点,不能把一次政治质疑写成已经启动的法律连锁反应。
中国是联合国创始会员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自联合国成立时就已存在。1971年,联大第2758号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权利,承认其政府代表为中国在联合国的唯一合法代表,并驱逐蒋介石的代表。决议处理的是由谁代表中国,并非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一个新国家加入联合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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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理会的制度本身当然也会招来批评。战争持续时,否决权可能使一项决议无法通过,受冲突影响的人不会因为听到“大国一致原则”,就觉得这种结果可以接受。对否决权如何使用、常任理事国应承担什么责任,各国有理由继续争论。
但否决权也是联合国成立时制度安排的一部分:主要大国必须留在同一个框架内处理重大安全问题,即便彼此意见尖锐对立。这个安排无法保证它们达成一致,更不能免除任何国家对具体行动应负的责任。评价它是否需要改变,与断言某个现有席位自始无效,仍是两件事。
改革安理会有现实理由。世界格局已经变化,许多地区要求获得更充分的代表性,这些诉求不能被席位争议盖过去。增加席位、调整代表性,讨论的是今后的制度如何安排;追溯某一常任理事国的资格,讨论的则是过去的安排是否成立,两者需要不同的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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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也有明确门槛。《联合国宪章》第108条规定,修正案须经联大三分之二会员国通过,并由三分之二会员国依各自宪法程序批准,其中包括安理会全体常任理事国。正因为正式修改困难,各国才会在声明、会议发言和舆论中先争取支持;这些讨论能影响政治气氛,却不能直接改写宪章。
对欧洲来说,最迫切的工作仍在席位争论之外。乌克兰需要的支持能否稳定送达,欧洲自己的防务能力如何补强,成员国能否就支出和风险取得一致,都不会因一次发言而自动解决。法理争论可以表明立场,也可以向俄罗斯施压,却替代不了这些具体决定。
西科尔斯基的质疑把欧洲的战时压力带进了席位争论。它能增加政治压力,却尚未改变俄罗斯参会和表决的现实。接下来各方是否提出具体程序、如何解释1991年的安排,才会决定争论能走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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