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红彦已当副省长，毛主席为何调到军队授上将？是时候说出隐情了

1955年9月，阎红彦在授衔工作中被授予上将军衔，这个安排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当时，阎红彦担任了成都军区第一副政委，按照规定他自然是有资格参加授衔的，那这件事为何会引起关注呢？

实际上，阎红彦的授衔被认为是组织特意安排的结果，因为在授衔之前，他本来并不符合参加授衔的规定。即便是来到部队工作，以他当时的军职，想要授上将也是非常勉强的，他也成为57位上将中特殊的一个。

阎红彦的“特殊”，不只是因为他以副政委之职授上将，更因为他的授衔本身就是一次“破例”。1955年授衔有一套严格的规则：脱离军队岗位、转到地方工作的干部，原则上不参加授衔。

阎红彦当时已经是四川副省长，按这个规则，他不在授衔名单之内。但中央为了让他参加，专门把他调回军队任职。

这说明在高层眼中，阎红彦的授衔不是一个可以商量的事，而是一个必须完成的政治安排。能让中央为一个副省长专门调整人事安排，这本身就说明了问题的分量。

1949年12月，阎红彦跟随部队开始了解放后重庆等地的重建工作，他很快就被安排负责地方工作。几年后，阎红彦就被任命为四川省委副书记，之后又顺利转正。

可以说从建国后，他就已经脱离部队投入到地方工作中，更重要的是，1955年初，他刚刚担任了四川副省长。到了这里，很多人应该也明白他参加授衔的问题了。

在授衔工作筹备阶段，毛主席就带头放弃了授衔，受到他的影响，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也纷纷放弃授衔。就这样授衔工作也出现一个规定，脱离部队岗位，到中央部委或是地方工作的干部是不参加授衔的。

因此授衔即将开始前才刚当副省长的阎红彦，自然无法参加。不过为了能让他参加授衔，中央特意安排他到成都军区任职。从这个安排就能看出来，毛主席等人是决定授衔名单中必须有他。

不过，能参加授衔并不代表事情就结束了，从对阎红彦的安排能看出，主席不仅要他参加授衔，而且一定是要安排他“授上将”。

因为阎红彦由于临时被调回部队任职，按理说他能获得的军衔顶多是中将。毕竟他脱离军队工作多年，各军区的主要岗位也已经有安排了，他调回去也就只有军区副政委的缺。

然而，在授衔工作中军区副政委评上将按理说是不可能的事情，57位上将中只有他一人是以军区副政委的军职评的上将。

回顾上将的名单，除了总参与国防部担任要职的干部之外，基本都是各级部队正副司令，要么就是像唐亮、朱良才这样的军区政委。因此没有中央的批准，阎红彦作为副政委评上将是不可能实现的。

显然，阎红彦参与授衔以及他被授上将并不是早早就确定的，毕竟授衔工作也是经历诸多变故，一些安排会仓促点，否则肯定会给他安排合理授上将的方式。

那么阎红彦究竟有什么独到之处，毛主席会坚持让他参与授衔并给上将呢？实际上，对阎红彦这样的安排，主要是因为他在开国将帅中是为数不多的陕北红军代表。

他代表的陕北红军并不是后来中央在延安被代指的那支部队，而是早期建立陕甘革命根据地的那支红军。土地革命时期，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陕北地区很多革命者也在组织的领导下开展革命工作。

1927年10月，著名的清涧起义爆发，从这开始刘志丹等人组建了革命武装，他们经过多年的努力，最终发展成为红26与红27军，他们便是陕北红军。

陕北红军与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最大的不同，在于它是“本土生长”的武装。它不是中央派出去的，而是在陕北这片土地上自己扎根、自己发展起来的。

刘志丹、谢子长等人是本地人，部队的骨干也大多是本地农民和知识分子。这种“本土性”让陕北红军与当地群众有极深的联系，也让它在中央红军到来之前，就已经独立支撑起了一块根据地。

正因为它是在没有任何外部主力支援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它的历史地位才更加特殊。授衔时给陕北红军一个代表，不只是给一支部队的名分，也是给那种“独立自主、就地革命”的精神一个交代。

陕北红军的出现对中国革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正是他们在陕北建立的根据地，为南方陷入绝境的红军主力提供了出路。

毛主席当初正是得知他们在陕北有部队建立根据地，这才敢冒极大风险长征向陕甘进军。后来陕北红军也成为八路军的一部分，为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

因此在全军授衔的时候，无论如何都必须要有陕北红军的代表。可遗憾的是，陕北红军一路的巨大牺牲，使得他们在部队中已经没有能授元帅或大将的将帅了。

原本陕北红军的缔造者刘志丹与谢子长是完全符合要求的，可惜他们二人早早过世，等到革命胜利后，陕北红军出身的干部将领中符合当时授元帅大将要求的也没有了。

可，中央也不可能忽略陕北红军的贡献，无论如何都要推出代表，而且授不了元帅大将，那代表的军衔也不能低，至少也要是少将。

因此中央经过选择，阎红彦才被调回部队担任陕北红军的代表，虽然他当时的条件授上将也勉强，但不选他选择别人那也不合适。

阎红彦早年就参加了清涧起义，之后一路奋战，等到刘志丹等人组建陕甘游击队的时候，阎红彦已经是第一支队支队长。

此后部队一路发展，阎红彦在军中影响力极大，他也成为刘志丹、谢子长之后，部队的主要领导之一。

而除了这份履历之外，阎红彦在党内的资历也足够出色。他与谢子长之后来到上海中央局也被委以重任，阎红彦更是作为代表前往莫斯科参加了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等他在苏联留学深造回国后，阎红彦又发挥了巨大作用。

因为他回来正赶上中央红军来到陕北，所以他见到毛主席的时候，也等于帮助中共与共产国际恢复了联系。

而阎红彦除了作为共产国际派回来的代表，他陕北红军主要负责人的身份，又让他能充当陕北红军与中央红军之间联系的纽带。

因此毛主席之后一直非常重视对阎红彦的安排，他也长期率军拱卫延安。

所以在授衔的时候，论在军中的影响力，阎红彦自然是最合适的代表，而他的资历和其他方面的贡献也符合要求。选他作为上将非常合适，只可惜他之前长期在地方工作，仓促调回来安排授衔有些仓促。

授衔后，阎红彦实际上也没有负责部队的工作，他先是在八大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之后也在四川参与民政工作。

后来他又被调往云南，成为那里的军政一把手，等于阎红彦只是中间为了授衔才调回部队。实际上他一直还是抓地方的政务工作，他也没有辜负组织的期望，无论在四川还是在云南都取得了很出色的成绩。

阎红彦授衔后继续做地方工作，这个结局恰恰说明：上将军衔对他而言，不是军旅生涯的延续，而是历史贡献的追认。

他不需要靠这个军衔去带兵打仗，陕北红军也不需要靠他去指挥部队。这个军衔的作用，是在共和国的军衔序列里，为陕北红军留一个位置。

阎红彦本人对此应该也很清楚，所以他没有借授衔重返军界，而是继续在地方上做事。这种“授而不居”的态度，反而让他的上将军衔更有分量。它不是权力，是承认。而历史对陕北红军的承认，比任何个人荣誉都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