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如今，雪山依然横亘于成都平原西陲天际，当年的锦官城俨然已是高楼林立的现代化大都市。但两千多年来，成都文脉赓续，未尝中断，正是来自水利给予的安宁与繁荣。图片来源 | 视觉中国

作为长江上游文明的中心，

成都平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巴蜀文明的发源地

千百年来，

这片土地以其独特的包容气质，

将蜀锦、蜀漆、蜀纸、川茶、川戏

等文化瑰宝融入市井生活，

将诗意栖居的生活美学

代代传承、惠及天下

大约13世纪末期，马可·波罗一行在连绵不绝的秦岭山脉艰难跋涉数十日后，进入了一望无际的大平原。在这平原的深处，静卧着一座富丽繁华的都城——成都。“这座城市大小河川都发源于远处的高山，河水从不同的方向围绕并穿过这座大城，供给城市必需的用水。有些河川宽达八百米，有些则宽二百米，而且都很深。诸川交汇，合成一条大江，东流入海。沿河两畔有着许多市镇和要塞，河中船舶舟楫如蚁，运载着大宗的商品，来往于这个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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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色中，锦江之上，安顺廊桥灯火辉煌，波影流金。马可·波罗曾惊叹的锦官城盛景，千载流转，繁华依旧。图片来源｜图虫创意

成都因山水而生，因山水而荣。“成”的雏形应该是古巴蜀文字，有“邛笼”含义，“成”就是二三层重叠的笼，为上屋下仓，类似干栏式建筑。“都”在汉语中多指王城，而古蜀语、藏语中均指两条河交会所在处。最早的“成都”，是在川、青、甘边境两条大河交汇所在，那里是成侯部族聚居之处。故而“成都”就可以理解为：在两条大水汇聚之地的干栏式建筑聚落（林盘）。约公元前5世纪中叶，古蜀国开明王朝九世将都城从广都樊乡（今成都市双流县）迁往成都，开始构筑城池。可以说，“成都”的最初含义，不是“建成的都邑”，而是“终了的都邑”。此后两千余年，城址未迁、城名不改，城市中心从未偏移，这样的历史文化名城，放之于世界城市史，也非常罕有。

众所周知，孕育了成都的这座平原被誉为“天府之国”。“天府”一词最早见于《周礼》，原指保管国家珍宝、库藏的官吏。直到诸葛亮的《隆中对》，才首次将成都平原称为“天府之土”。此后，“天府之国”在历代文人笔下渐成成都平原的代名词。作为长江上游文明的中心，成都平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巴蜀文明的发源地；伟大的水利枢纽工程都江堰的无坝引水、自流灌溉系统哺育了天府之国，运行至今，润泽千万亩沃土；正如巴蜀史学者林向教授所言：“四川盆地由于特殊的人文地理条件，在中华文化历史长河中犹如一座‘水库’，对中国历代政治、经济、文化、人口等起着流动、储存、调节、融合、扩散的‘水库效应’。”

茶出巴蜀行万里

成都高新区铁像寺水街的陈锦茶铺，是体验川西坝坝茶文化的代表地。中国是世界茶树的原产地，巴蜀地区则是已知中国茶叶最早的人工栽培地与贸易起点。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中国是世界茶树的原产地，巴蜀地区则是现在所知中国茶叶最早的人工栽培地，也是至今文献可考的最早茶叶交易场所——“武阳”（现眉山市彭山区江口镇）所在。该文献出自西汉谏议大夫、资州人王褒的《僮约》，其中两处出现“荼”，一句“烹荼尽具”意为苦菜煮熟，另一句“武阳买荼”指为茗茶。西汉蜀人饮茶，先将茶放入水壶，煮开后饮用，此为蜀人最早记述买茶、饮茶之景。

茶最初为荆楚、巴蜀原始巢居人所发现，他们采摘茶树叶嚼食，以清除腥膻食品残留之味，并有替代盐的功用。伴随开明一世鳖灵入蜀，野生茶开始得以人工驯化种植。郭声波先生认为，蜀地茶树人工栽培的起源时间大体在春秋战国时代。从西汉开始，蜀茶沿蜀身毒道（南方丝绸之路），水陆并行传入南亚、东南亚等地。

顾炎武《日知录》指出：“自秦人取蜀以后，始有茗饮之事。”两汉魏晋隋唐数代千余年，巴蜀一直是全国茶叶最重要的原产地和交易集散地。在魏晋时期，蜀地的茶叶经济和饮茶文化得到了显著提升，西晋张载在《登成都白菟楼诗》中，对成都的茶叶生产和茶风日盛描述道：芳茶冠六清，溢味播九区，人生苟安乐，兹土聊可娱。

到了中唐，“荼”字之音已经转读为“茶”音。但“茶”字则是从陆羽《茶经》而来，由陆羽正式确定的。“茶”字由此一统天下，茶的读音也伴随它的氤氲而飘香世界。

成都博物馆民俗展厅展出的历代茶器，见证了巴蜀源远流长的饮茶传统与盖碗茶的市井风雅。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唐中期，政府开始征收茶税，茶叶渐成重要商品，著名的茶马贸易兴起。宋初以铜钱、绢布购买马匹，耗资巨大，一度导致国内绢布贬值和钱荒，遂推进“以茶易马”政策。成都平原及周边所产的蜀茶被政府辟为换取战马的“博马茶”。彼时川陕地区的茶园买卖频繁，“交子”也成为交易的重要媒介，蜀茶由生活用品一跃成为国家级战略物资。

宋代全国茶叶年产量近1亿斤，其中蜀茶的产量超过总产量的三分之一。《宋史·食货志》记载，宋孝宗乾道九年（1173），成都府利州路23场岁产茶2100万斤。宋初每年从牧区采购的马匹约5000匹，茶马司成立后，最多时可达3万匹。《宋会要辑稿》评价道：“四川产茶，内以给公上，外以羁诸戎，国之所资，民持为命。”

从先秦的苴国到西汉的蒙顶山、峨眉山，从“饼茶”到“团茶”，伴随长江、岷江、嘉陵江、牂牁江以及古蜀道的不绝输送，巴蜀人将小小的茶叶植于历史深处，使其渐成遍及世界的奇葩，也让世界知道了“茗饮”，并让巴蜀文化在四面围合的群山间完成了一次次文化发酵与对撞生成。

双阙峙立，宾主迎谒；阙下阡陌纵横，仓廪丰实——四川大学博物馆收藏的一方汉画像石再现了东汉庄园主的威仪，也彰显着当时蜀地庄园经济的繁盛。摄影 | 朱毁毁

蜀锦流光丝路长

2021年初，考古人员对三星堆遗址进行发掘时，在多座祭祀坑出土的青铜器上均发现了距今3000多年前的丝类织品，推测为祭祀之用。后经中国丝绸博物馆研究认定，品种为绢、绮、编织物。考古学者指出，这一重大发现，在物质层面反映了当时古蜀国的丝绸生产已广泛存在，也为西南丝路的产品外销提供了最有力的考古学实证。

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在大夏（今阿富汗一带）发现了经蜀身毒道远销至此的蜀布（苎麻布）、邛竹杖等，大感惊讶。他向汉武帝建议：开辟这条国际通道。经过唐蒙、司马相如的苦心经营，蜀地到缅甸至印度的道路全线贯通。其实，民间的交往更早于此。

南方丝绸之路在西汉之前称“蜀身毒道”，起于成都，止于天竺，其线路由灵关道、五尺道和永昌道组合而成。蒲江至今仍保存着一段完好的古道。

巧手织锦绣。蜀锦的历史可追溯至汉代，曾是南方丝绸之路上运送的主要物资之一。摄影｜甘霖

秦汉开始，官府利用成都锦江、浣花溪一线的优良水质，设立了大型官营作坊。“成都造”的产品不限于兵器，还有大量的生活漆器、生产铁器、纺织品、工艺品，经蜀身毒道、南方丝绸之路与长江水道，远销到四川之外的云南、湖北等地，乃至日本、朝鲜，彰显了“成都造”扩张海外的实力。

自张仪、司马错筑城以来，成都城市在多数时期均是“数城相接”或“数城相包”格局，古人称之为“重城”。除此之外，还有三个重要的城中之城：学宫城、锦官城、车官城，进一步翼张了城市的专业性功能。

锦官城为西汉年间成都设置的官方织锦机构，位置在今成都市西南郊的南河（锦江）南岸，把织锦工人集中起来由“锦官”进行管理。锦工织成锦缎后，就在锦官城附近的流江濯洗，色泽鲜明艳丽，因此这段江流被称为“锦江”。在锦官城及附近，还有织锦工人集中居住的“锦里”和进行锦缎等丝织品贸易的“锦市”，这样城南一带便称为“锦城”。久而久之，“锦城”成为成都最动人、最持久的别称。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展出的汉代护臂是蜀锦珍品，见证成都锦官城织造技艺沿着丝绸之路向外传播。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被誉为20世纪中国考古学最伟大的发现之一。这幅汉代蜀锦护臂采用彩条绿线显花的复式平纹经锦，每平方厘米共计220根经线、48根纬线，运用蓝、绿、白、红、黄五种颜色，织就祥云、白虎、瑞兽等各种吉祥图案，而织造这种经锦的织机及其上机工艺，只在成都双流的华阳被发现并传承至今。换句话说，“五星锦”经线提花的织造方法是蜀锦独有的制造方式。在我国染织史上，唯有蜀锦经历了“经锦”和“纬锦”两个发展阶段的传统工艺织锦，在我国三大名锦中，仅蜀锦历史可追溯到汉代。东汉时期，成都拥有全国规模最大、最著名的官办织锦工场，生产这种专供宫廷与官府使用的、高难度的经锦。

在考古调查中，研究人员发现这8个字之后还有13个字“讨南羌，四夷服，单于降，与天无极”。此时正是汉宣帝讨伐南羌之时，“五星出东方利中国”代表着汉家子弟从东方而来平定南羌之乱的决心。蜀郡生产的“五星出东方锦”出现在新疆沙漠里，充分说明当年西北丝绸之路的畅通。

蜀汉时期，对外贸易相当发达。政府组织作坊生产漆器、蜀锦等高档商品。由于供不应求，也从民间大量收购这些奢侈品，主要用于外贸。文帝曹丕尤其喜欢收藏蜀锦，一次得到新锦时，不禁赞叹道：“前后每得蜀锦，殊不相似！”

“漆从西蜀来”

漆器自战国以来声名鹊起，到两汉时期一跃成为皇室“乘舆”器物，在贵族生活中风靡一时。西汉扬雄在名篇《蜀都赋》中，赞誉家乡成都的特产漆器“雕镂器，百伎千工”，从出土实物看，并非过誉之辞。连郭沫若先生也赞叹“漆从西蜀来”，可见蜀地漆器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战国时期，秦国已在蜀郡设置了西工一类的工官机构，与雍、栎阳、咸阳等地的工官机构大体一致。学者高杰判断：“蜀郡西工最早的设置应该在秦惠王二十七年（前311）至始皇二十六年（前221）之间。”

成都工官的漆器作坊规模庞大，分工精细，产品遍及国内外。20世纪中叶以后，在国内湖南、湖北、贵州乃至朝鲜、蒙古等地，都发现了大量印有“成亭成市”“蜀郡西工”“成都工官”等烙印或戳记的漆器。这些漆器的年代最早为西汉昭帝始元二年（前85），最晚为东汉和帝永元十四年（102）。

朝鲜乐浪郡，是汉武帝于公元前108年攻灭卫氏朝鲜后在朝鲜半岛设置的汉四郡之一，治所在朝鲜县（今平壤大同江南岸）。其地墓葬中出土的漆器，大都标明为蜀郡和广汉郡工官产品，部分还注有生产者姓名。可见，早在2000年前，四川的漆器已远布朝鲜半岛。

出土于马王堆汉墓的漆鼎，湖南省博物馆藏。研究发现，在马王堆出土的汉代漆器中，有 100 多件漆器出自蜀郡工官，展现了成都漆艺的非凡水准。图片来源 | 视觉中国

长沙马王堆汉墓被誉为20世纪中国与世界最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其出土的漆木器类文物共计1017件，不少漆器出土时外表仍光亮如新，代表了汉初漆器制作工艺的最高水准。其中100多件带有“成市草”“成市饱”“中御饱”等烙印戳记，揭示了漆器的产地与制作工坊。

汉代继承了秦代“尚黑”的审美，加上汉人喜红，使得皇亲贵族生活用具皆以红黑为尚，再以金银搭配。公元前316年秦并巴蜀后，巴蜀无大的战乱，能人工匠辈出，技艺薪尽火传，方能有如此杰作。成都漆器制作需经72道工序，而成都漆艺“三雕一刻”中的雕漆隐花技法更有上百道工序。

两千年前，蜀漆已名闻天下；两千年后，成都漆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宋西平耗时7年，完美再现马王堆汉墓中的“云气纹漆钫”，并于2019年在成都博物馆展出，让西汉蜀漆“红润玛瑙色、云纹浮动”的灵韵重新走入今日公众的视野。

一器之微，却完成了一场跨越两千年的古今对话——天府好物，不仅在其器物之珍，更在其技艺与文明的通达深远。

纸成益州载千秋

自唐朝以来，成都平原最为常见的植物，人工种植者为笼竹（即丛生竹）与桤木，二者速生，是天府林盘的主要品种。而构树则不同，不生于林盘之内，却广布于林盘空地及莽野之间，无需人力施为，对环境要求甚低，生长极速，适应性极强。

唐代书写纸品种很多，就造纸所用的原料而言，以苎麻、山藤、楮树（即构树）三者最为主要。官府文书用纸，以麻纸为一大类；又按官阶等级和文书的类别，分为白麻纸、黄麻纸、五色麻纸三种。麻纸以四川所产“益州麻纸”最为知名，官方需要量极多。在开元年间，西京长安、东京洛阳各设立了经、史、子、集四部库书，共一十二万五千九百六十卷。据《旧唐书·经籍志》说，这些典籍皆以益州麻纸而写，可见当时四川麻纸价廉物美，产量之巨。

杜甫草堂浣花祠，翠竹红墙。诗圣于此结庐四载，留诗作两百余篇，引无数文人拜谒。诗篇的传颂，益州广都纸功不可没，因其品质卓绝被列为唐代官府文书的主要供给用纸，足见当时成都不仅文脉昌盛，技艺亦冠绝一方。图片来源 | 视觉中国

从唐朝开始，河道密布、水量充沛的广都（今成都双流）就是益州的造纸中心。广都纸也叫双流楮皮纸，核心产地主要集中在两处：一是冉村，二是龙溪乡所产的“竹丝纸”。广都纸的产业带整体依托于牧马山一线，至今也是构树四起，加之水源充足，为造纸作坊的集中区域。

成都是唐代政府机关用纸的主要供给地。对于各种纸的用途，唐政府有着严格的规定，政府机关公文用纸一律用蜀麻纸。官家喜欢用蜀纸，受此影响民间也以用蜀纸为时尚，蜀纸遂闻名天下。到了宋代，民间造纸业十分发达，作坊遍布全国各地，尤以华阳（现双流区中和场一带）生产的楮纸名闻天下。古人称楮皮纸“素朴如野老”，与宣纸的文雅气、庙堂气，构成富有深意的对比，也可看出宋人不脱离生活场景的审美。

纵观整个四川，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拥有9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153项国家级非遗、1132项省级非遗，涵盖传统美术、传统技艺、传统戏剧、民俗等多个类别，深刻体现了“非遗四川·百城百艺”的地域特征。千百年来，这片土地以其独特的包容气质，将川茶、川菜、川戏、蜀锦等文化瑰宝融入市井生活，将诗意栖居的生活美学代代传承，惠泽天下。

工作人员为即将登台的川剧艺人绘制脸谱。纵观整个四川，漆艺、川剧、川菜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体现了“非遗四川·百城百艺”的地域特征。摄影 | 朱毁毁

一言以蔽之，蜀地、蜀人的历史，就是与江河较量、与水共荣的历史。

水泽遍布、雾气弥漫的成都平原，自古就是“造梦”的工厂，是诗意盎然之地。水可造梦，亦藏灾祸。三千年前，开明九世离开梦郭——那里低洼易涝，非久居之所。待他们疏川导滞，排尽积水，沃野千里毕现，遂举国迁居成都。

治水者，必须懂水、悟水，懂得如何与水达成和解。上善若水是启示，降服洪兽是有为，在给予水出路之际，人的出路也悄然展开。这是治水与治城的辩证法，也是人道与天道的共荣共生。大禹、开明王等拓荒者，以跌宕、勤勉的一生，昭示另一种伟力的存在：

“可为”是凌空的愿景，“有为”才可能把愿景变成富饶的天府之国。寻找水的出路与探寻人的出路，成为蜀地江河带给人们的无尽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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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颜竹 王旭辉

美编：张玲月

校对：段海英

审核：任 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