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〇年七月,香港码头外,一个女学生把行李丢了,把一只骨灰盒绑在身上,趁夜下了海。
盒子里,是陈宝仓。
一个国民党中将,一个右眼失明的抗战老兵,一个赴台潜伏的隐蔽战线成员。六月十日,他刚在台北马场町刑场牺牲。
人已经倒下,回家的路还没断。
陈宝仓字自箴,一九〇〇年生在北京,籍贯河北遵化。少年时家道中落,十四岁父母相继离世,他读完中学后考入清河军官预备学校,后来进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九期工兵科。
那时的陈宝仓,还只是旧军队里一个凭本事往上走的青年军官。
可九一八事变后,枪口前面的东西变了。国土被侵,军阀混战,读工兵、修工事、带部队,都不再只是个人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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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七年后,他参与武汉防务,又到苏皖前线作战。在安徽宣城一带,他负了重伤,右眼失明。
他没有退下来。
一只眼睛看不见了,另一只眼睛却慢慢看清了旧政权里的腐败,也看清了共产党人在抗战中的作风。
在第四战区任职时,陈宝仓同吴仲禧、左洪涛等人有了接触。他支持进步刊物,赞同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主张。
这不是一夜之间的转身。
一九四八年春,他在香港参加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又同中共香港分局方面接触。到了这一年末,他任“国防部”中将高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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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上去,他仍在国民党高层任职。
暗处的路,已经换了方向。
一九四九年春,陈宝仓受中共华南局和民革中央派遣赴台湾,配合吴石开展情报工作。他熟悉国民党军队机构,又有旧部旧友,这样的身份,正适合潜伏。
可这样的身份,也最危险。
到台湾后,他利用“国防部”高参的掩护,获取台湾驻军防守部队番号、沿海防御工事等重要情报,手写整理成表格,交给吴石,再转送出去。
一张手写情报,后来成了要命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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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〇年,蔡孝乾被捕叛变,台湾地下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吴石被捕后,国民党方面在吴石家中搜出一份手写军事情报,核对笔迹,认定出自陈宝仓之手。
陈宝仓被捕了。
审讯里,对方想从他口中挖出更多线索。他只把事情往正常工作关系上推,拒不“认罪”。
他心里清楚,话一旦松口,倒下的就不止自己一个。
六月十日,台北马场町。
陈宝仓、吴石、朱谌之、聂曦同日就义。临刑前,陈宝仓给老友段翔九留下绝笔:“弟已被判死刑,请转知家属,死后即用火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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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个字很轻。
后面的事很重。
政治犯的遗体,在那样的环境里,没人敢轻易去领。刑场边的人走了,台北的盛夏一天天压下来,尸身已经不能久放。
陈宝仓夫人师文通急了。
她联系到在台北的朋友,请他们冒险去认领遗体。唐辉麟、陈克敏等人赶到刑场,凭衣物和旧伤辨认,把遗体领出火化。
骨灰终于取回来了。
可从台湾到香港,再到大陆,每一步都卡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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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陈宝仓三女儿陈禹方在台北的同学殷晓霞出现了。她正准备经香港去上海考大学,陈家便把这只骨灰盒托付给她。
一个女学生,带着一位烈士的骨灰上路。
船到香港时,难题突然摆在面前:她没有“入港证”,无法登岸。
岸就在眼前。
骨灰盒也就在身上。
殷晓霞没有把盒子留下,也没有转身带回去。她丢掉自己的行李,把骨灰盒密封好,绑在身上,趁夜潜水偷渡登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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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水漫上来时,她护着的不是一件行李。
是陈宝仓最后的归途。
等师文通接到骨灰盒,盒里的骨灰还是潮湿的。
这一点,像一枚钉子,钉在陈家的记忆里。
一九五一年七月,李济深为陈宝仓开具证明,写明他“在解放前做策反工作,不幸事泄,光荣牺牲”。
一九五二年,毛泽东主席签发北京字第〇〇〇九号《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证上写着:“查陈宝仓同志在革命斗争中光荣牺牲,丰功伟绩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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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三年九月,陈宝仓的骨灰安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李济深主持公祭。
从台北马场町,到香港海边,再到北京八宝山,这只骨灰盒走了三年多。
陈宝仓活着时,最后一次出发,是去台湾。
陈宝仓牺牲后,最后一次回家,是一个女学生把他从海水里护上岸。
八宝山的墓前,风吹过石碑,碑上刻着他的名字。
陈宝仓终于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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