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8年秋，成都罗家老宅，罗广斌刚踏进院门，便察觉气氛不对。几名陌生人站在门旁，既没有立刻搜查，也没有亮出证件，只是反复打量这位罗家二公子。那一刻，他大概已经明白，自己的身份出了问题。
罗广斌出生于四川成都，早年受过良好教育，能够使用英法文。抗战胜利后，他没有像许多富家子弟那样谋求安稳生活，而是逐渐接触进步思想，参加民主运动，并在地下工作中承担联络、宣传等任务。
他的暴露，并非毫无征兆。国民党特务机关在侦破地下组织时，从被捕人员的供述和往来线索中，逐渐锁定了罗广斌。对特务而言，这本来是一桩可以邀功的案件，可当他们查清罗广斌的家庭关系后，办案人员却迟疑了。
原因很现实。罗广斌的哥哥罗广文，是国民党军队中的高级将领，在西南地区拥有相当分量。动罗广斌，表面上只是抓捕一名地下人员，实际上却可能触及罗广文的脸面，甚至牵动军政系统内部的关系。
于是，特务机关没有立即采取强硬手段，而是先把消息递到罗广文那里。据有关回忆，来人说得颇为含蓄：“罗司令，您弟弟的事情，已经查到一些情况。”话没有说透，意思却十分明白：你弟弟是共产党。
罗广文并不是完全不了解弟弟的选择。兄弟二人过去谈到国家道路、政治制度时，观点常常相左。罗广斌不满国民党统治，也不相信靠少数人的权力能够解决中国的问题。罗广文身处军界，无法接受弟弟公开站到对立面。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兄弟争执。一个人面对的是军令、职务和现实利害，另一个人面对的则是信仰、组织纪律以及个人安危。罗广文若出面庇护，便可能被视为徇私；若完全不管，又等于把亲弟弟交给特务机关。
特务机关看中的，正是这种两难。他们既想立功，又担心罗广文追究，于是采取了“先请示、后办理”的做法。罗广斌被捕后，审讯人员对他有所顾忌，不敢轻易使用过于激烈的手段，甚至一度给他安排了相对特殊的待遇。
这种待遇很快引起牢中同志的误会。有人以为他身份可疑，也有人怀疑他已经动摇。罗广斌没有急着解释。他清楚，真正的信任不是靠几句话争来的，而要靠行动一点点证明。
在狱中，他始终没有供出组织，也没有因为待遇稍好便与其他被关押人员划清界限。随着接触增多，大家逐渐发现，这位出身优渥的青年并没有把自己当成特殊人物。吃饭时，他愿意与大家分担；传递消息时，也承担风险更大的工作。
1949年，战局变化越来越明显。国民党在西南的统治开始松动，重庆的监狱却依旧戒备森严。特务机关一方面准备撤退，另一方面又担心关押人员获释后揭露暴行，因此对渣滓洞、白公馆等处的看守更加严密。
罗广斌在狱中经历了审讯和压迫，却始终没有改变立场。他后来回忆，那段日子最难熬的并不只是身体上的痛苦，而是随时可能听到熟悉的人被带走，再也没有回来。
“不要问我能不能活着出去，”他曾对身边同志说，“该守住的事情，不能因为害怕就丢掉。”这类话未必是某一次谈话的完整记录，却符合他在狱中留下的言行印象。
11月下旬，重庆即将解放，监狱方面开始销毁材料，部分看守也意识到局势已经无法挽回。11月27日，渣滓洞发生大规模屠杀，许多革命者和无辜人员惨遭杀害。混乱中，罗广斌等少数人员成功脱险，成为那场灾难的重要见证者。
获救之后，罗广斌没有把自己的经历只当作个人遭遇。他反复整理狱中见闻，向有关方面提供材料，并与杨益言合作创作报告文学。后来，这些文字不断修改，形成了影响深远的《红岩》。
书中的许多人物虽经过艺术加工，却能够看到渣滓洞革命者群体的影子。罗广斌既是幸存者，也是记录者。他知道，若没人把牺牲者的名字、语言和选择保存下来，那些被铁门隔绝的往事，很容易被尘埃掩盖。
罗广文与罗广斌走上了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前者身处国民党军政体系，后者加入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哥哥曾因身份使特务有所顾忌，弟弟则用实际行动证明，特殊的家庭关系并不能改变一个人的政治选择。
那句“你弟弟是共产党”，在特务口中是提醒，也是试探；在罗广斌那里，却意味着身份已经暴露，危险正式逼近。此后发生的一切，便不再只是一个家庭的纠葛，而成为重庆地下斗争和狱中斗争的一段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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