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克杰｜微笑里的中国：丰子恺画作中的幽默

2026年7月30日，柏林中国文化中心举办了“猫、幽默与留声机——中国艺术家丰子恺的生活美学”文化讲座。德国汉学家汉克杰博士（Dr. Heinrich Geiger）以“幽默”为视角，探讨了丰子恺的艺术及其生活哲学。汉克杰博士长期从事跨文化美学、艺术与哲学研究，著有多部有关中国美学及中西艺术交流的著作。本文即根据他在该场讲座上的发言讲稿编译整理而成。

丰子恺

丰子恺是中国的艺术评论家、散文家和漫画家，他于1898年11月9日出生于浙江桐乡，1975年9月15日逝世于上海。他与叶浅予、张乐平一同被视为中国现代漫画的奠基人。1925年，《子恺漫画》首次刊登于《文学周报》。他的作品被称为“漫画”，这一命名受到了日语“Manga”的影响。而在1937年11月家乡遭到破坏后，丰子恺的漫画创作则转向抗日题材。由此，我不禁生出一个猜想：

幽默本身，也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吗？

2019年10月25日至27日，国际哲学实践学会第三十四届研讨会在萨尔茨堡举行，其会议标题似乎刚好印证了这一猜想——“幽默与哲学：一件严肃的事”。在此次会议上，哲学实践家托马斯·古特克内希特（Thomas Gutknecht）组织了一场工作坊，题为“开怀大笑，胜过狭隘思考——与哲学同笑，在哲学中笑，拿哲学说笑”。

在丰子恺的画作中，很难看到“开怀大笑”的人。大笑往往伴随着一种被“爆发”裹挟的状态——如德国学者赫尔穆特·普莱斯纳（Helmuth Plessner）所指出的，人在这种爆发中会丧失自控力，从而导致身体与人格的断裂。正因如此，在中国的公共文化中，将这种爆发式的大笑公然展示出来，往往会招致负面评价。

不过，笑话的悠久传统表明，中国无疑存在一种特有的“笑文化”。谈及这一传统，早在公元前三世纪，《韩非子》便已借助诙谐讽刺来揭露社会弊端；《孟子》也曾通过幽默的寓言故事，来阐释哲学的基本义理。

我想将上述观察概括如下：笑话与幽默自然容许存在，但“大笑”却必须遵循明确的条件。至于发笑的边界何在，清代著作《笑倒》便给出了具体的说明。其“笑忌”一节中提到：“刺人隐事，笑中刀，不理会，涉间政侮圣贤，分左右祖，令人难堪，牵强，先笑不已，寓炎凉。”那么，对于那种具有冲破规范、动摇既有秩序之力的笑，不可任其恣意而为，而要始终以善与道德价值为念。

在《笑倒》中，笑仿佛具有一种涤清与匡正的作用。人们通过嘲笑各类负面人物，来否定那些与自身伦理和道德理想相违背的事物。另一部清代笑话集《笑得好》，其标题本身就可以理解为“通过笑来改善自我”，折射出笑在中国文化中的一种功能。《笑得好》中列举了一系列值得发笑的情形，例如席间相互争骂的人；醉汉的丑态；待客见人下菜碟；衣衫不合体等。

丰子恺充满幽默感的画作，正如上述例子一样，植根于对人性特质的认识。他的画始终关照着人心向善的一面，这与《笑得好》所隐含的借由笑迁善自新的意涵不谋而合。

丰子恺的画作生动自然地展现了人之为人的种种情态。也正因此，对于哲学实践者而言，这些画作提供了一条探索自我、体察人生境况的路径。前文提到的“开怀大笑，胜过狭隘思考——与哲学同笑、在哲学中笑、拿哲学说笑”工作坊，若将丰子恺的画引入其中，无疑恰逢其境。

丰子恺画作

何谓幽默？丰子恺画作的时代语境

只有大约百分之三的人会声称自己缺乏或毫无幽默感。然而，幽默究竟是什么？

关于幽默的理论层出不穷，但研究界离构建出一套集大成的“幽默通论”还相去甚远。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幽默是一种优越感的体现，人们通过嘲笑他人来抬高自己，这或许可以用来解释德语地区流行的“东弗里斯兰人笑话”（德国传统的地域笑话）；但现实中也有大量不借由贬损他人来制造幽默的例子。弗洛伊德认为，发笑是因为人们在借此释放内心的紧张，“无意识”便由此暂时摆脱了“超我”的压制。然而，弗洛伊德的理论同样面临太多幽默方面的反例，在这些反例中，恐怕只有虔诚的精神分析追随者，才能从中挖掘出那些被压抑、又被笑话所冲破的禁忌。

丰子恺的画作表明，要真正领会幽默，既要对人类生存的基础有深层的认知，也需要对其所依附的文化土壤有深厚的理解。在丰子恺这里，还有第三重维度的融入一一鲜明的时代语境。

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历经剧变的年代，丰子恺创作这些画作，可以看成是一种守护中国人“生活世界”底色的尝试。丰子恺画作的核心，始终是具体的中国的“人”。他用寥寥数笔便勾勒出人物在具体情境中的状态，如饮茶，散步或嬉戏，并且始终将其置于清晰可辨的生活环境之中。在他的笔下，画中人身旁总有家人、邻舍和朋友相伴，也有着特定的居室陈设。凡看过丰子恺画作的人都能立刻心领神会，他所描绘的故事发生在中国，确切地说，是处于从旧中国走向新中国的过渡时期。丰子恺的画满怀深情地讲述着同胞的生活，其中传达出一种跨越文化的信息：无论现实境遇如何，它始终对人本身及其周围的世界报以温情的肯定。幽默普遍建构在“我们”这一群体视角之上，而在丰子恺的创作中，这一特质尤为显著。

丰子恺画作中所体现的仁爱之情，使我们更清楚地意识到幽默与笑话之间的区别。笑话有时以嘲讽的方式凸显他人的过失，讲笑话的人也多半借此标榜自身的才智或道德上的优越。相比之下，丰子恺式的幽默则深谙这样一个道理一一人性恰恰在其脆弱与缺陷中得以显现。由此，凡能读懂丰子恺画作的人，内心无不涌起一股暖意，这种暖意完全可以称之为一种社会浪漫主义。对于身处中国文化语境中的观者而言，这些画作在坚定地守护着人性的本真。在丰子恺的画中，观者所见的人与景，都给人以安宁与归属之感。

丰子恺所展现的幽默，根植于一种思想，古罗马著名喜剧作家泰伦提乌斯有一句名言，将这种思想表达得极为精辟：“我是人，人所固有的我无不具有。”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丰子恺的画在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能够引起如此广泛的共鸣。正如前文所述，这些画具有社会浪漫主义色彩，因为它们在提醒人们，一种“中国式”的生活世界，究竟可以有着怎样的步调与秩序。

丰子恺画作

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不妨以丰子恺的画为起点，回到对“幽默”这一概念的定义上。

幽默一词源自拉丁文，原意为液体、生命之液。幽默使生命更加丰润，也有助于塑造一种生活环境，以为立命之基。它发乎感兴，使人渐具睿智。在现代汉语中，有三个词汇可表达“幽默”或“富于幽默感”。在探讨丰子恺那些生动风趣的画作时，“幽默”一词无疑首当其冲；至于“诙谐”与“滑稽”这两个词，在此仅作提及，不再深入探讨。顺带一提，这两个词早已见于中国古籍。诙谐一词大约始于两汉之交，而滑稽（古读 guji）一词则见于《庄子·徐无鬼》篇。

“幽默”这一名称，由丰子恺的同代人林语堂（1895-1976）于1923年提出。不难听出，“幽默”乃是英文“humour”的音译。林语堂的名字在德国广为人知，作为深谙中国幽默文化的大家，他相继创作了《吾国与吾民》《理解之要》（德译名为《理解之福》）以及《生活的艺术》（德译名为《微笑人生的智慧》）等著作。这些著作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间，深刻塑造了德国人对中国的认知。由此可见，幽默不仅有助于巩固文化的自我认同，也有助于塑造一种文化在他者眼中的特定形象。

林语堂的思想世界植根于这样一个时代：彼时中国整体的社会局势容不下多少欢笑；直至1949年，这片土地仍处于分裂中。正是在这样一个饱受战乱之苦的时代里，“幽默”这一概念恰恰证明了，生命的“严肃”与那些所谓的“不严肃”领域（例如喜剧）之间的界限，并非如人们通常设想的那般泾渭分明。幽默之所以“严肃”，在于人们可借助它以一种微妙的方式来观照日常。幽默所展现出的特质，既可见于喜剧演员、段子手或小丑，也可随时随地体现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所谓“某人有幽默感”，意味着个体能够以一种生活哲学的通达去应对现实，而这种姿态正是依赖于与日常现实保持的距离感。喜剧演员、段子手展现幽默的方式，是通过修辞与表演艺术为世人竖起一面镜子，以此促使人们反思并改变；而富有幽默感的人则善于以从容的态度面对人类存在本身的诸多矛盾。丰子恺的画作表明，在一个既熟悉又陌生，既充满意义又毫无意义的世界里，那些疏离与虚无的处境，哪怕其本质上如生死般严峻，亦可以幽默破局。

观丰子恺的画作，我们可以悟出，在人如何安顿自身，如何面对世界的课题里，幽默功不可没。那些不得不以幽默去破解的处境，日常中比比皆是，这也正是丰子恺画作所聚焦的核心。放眼人类文明，没有任何一种文化是与幽默绝缘的，然而，乍一看觉得好笑的事物，在下一刻可能就会呈现出悲剧性。凡是用幽默才能化解的境遇，往往如同生活本身一样难以穷究，也难以仅凭智识去剖析；正如幽默本身，也有着某种难以参透之处。

和许多文化一样，幽默在中国不仅通过口头流传，也借助图像流传。若想深入理解幽默，就必须广泛搜集关于幽默的一切例证。因为人们对幽默意义的认知，将会随着它所栖居的社会微环境的消失，而面临消亡的危险。幽默揭示了社会界线之所在，究竟谁与谁能笑到一处？谁又对哪种形式的幽默嗤之以鼻？

“幽默”一词的创用者林语堂曾在《吾国与吾民》（德译本约于1950年出版）一书中建立过一套量表，用以衡量现实主义、梦想、幽默与敏感度这四种特质在各文化中的表现，其中关于中国文化的评估结果颇为引人注目。他所采用的评分标准介于一到四分之间，四分最高，一分最低。对于中国，他给出的评分是现实主义四分、梦想一分、幽默三分、敏感度三分。相较之下，德国的现实主义得到三分，已是相当突出，却仍被“梦想”的得分所超越。林语堂为热衷于梦想的德国人打出了最高的四分，但幽默感，仅得一分；同样，德国人的敏感度也不算发达，只有两分。在林语堂列举的国家和文化中，没有一个在幽默这一项上拿到最高的四分。由此看来，中国在幽默方面获得三分已颇为可观，但在梦想、理想、乌托邦与愿景方面却处于最低值。那么，一个长于幽默而短于设梦的文化或国度，究竟呈现出怎样的面貌？

丰子恺的画作或许能提供某种答案。因为他的作品向我们展现了一个宏大整体的切片，一种建立在无所执的和谐之上的生活图景，并向我们宣告，世上本无所谓的失乐园。

丰子恺画作

丰子恺画中所呈现的图景告诉我们：生活本可如此，也可一直如此。那些充满幽默意趣的画作，描绘了情深意挚的知己，敏锐的洞察者，以及演员、僧侣等形象。这些人物形象皆在《笑倒》中屡被谈及，而画作又恰好避开了《笑倒》所警示与规劝的情境。

微笑与大笑的区别

丰子恺的画作是对微笑的一种操练，而非大笑。赫尔穆特·普莱斯纳曾说，微笑得益于“交往的文明化”。在他看来，微笑是一种“含义多重的姿态”，处于人际气候中的“温带”。微笑能够使人避开情感激荡之下可能失去自我控制的极端表情，从而维持文明得体的交往状态。微笑之时，人不会沦为某种情绪“爆发”的牺牲品。丰子恺画中的“普通人”展现出一种伟大，其中交织着对于生命的终极领悟与最纯粹的日常生活，二者不可分割。这种终极领悟是什么？或许就是懂得生命本就是要活出来，而非等到尘埃落定的人生终点，方才寻得圆满；也或许是懂得，尽管尘世生活不免辛劳艰难，仍要有所安顿，从容度日，并享受日常中那细微而真切的一一猫儿的呼噜声、一口茶的闲适——所带来的幸福。

最后，我想引用海因里希·吕策勒（Heinrich Lutzeler）《科隆幽默的哲学》一书中的一段话，来结束论述。我对丰子恺画作中幽默意趣的许多见解，皆受惠于此书。吕策勒在书中写道：“听一个笑话是相对被动的，听一段幽默的故事则是极其主动的。前者是一种精神活动，而后者，则是一段人生缩影。”

[德]汉克杰/文 赵心韵、杨易安/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