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岁被卖进青楼，51岁创办接待过134国元首的国宾馆

1951年6月9日，上海茂名南路，一块新招牌挂了起来——锦江饭店。

挂招牌的女人五十一岁。

就在几天前，她把经营十六年、估值约十五万美元的两家店，连同花园住宅，全交给了国家。

旁人说她傻。她说：为了国家，奉献什么都不惜。

要懂这份干脆，得先知道她这辈子，早就失去过比钱重得多的东西。

钱这东西，她从来都是赚了、没了、再赚回来。

1900年正月初五，上海洋泾浜畔一户穷人家生了个女儿，取名董阿媛。

父亲拉黄包车，母亲给人当佣人。家里穷到弟弟妹妹先后饿死——穷人家的孩子，是排着队走的。

那是个"宁为太平犬，不为乱世人"的年头。乱世里，人活得不如狗。

再穷，父亲还是送她去私塾。他认定只有读书能改命。没读几年，父亲染上伤寒，黄包车的车把再也拉不动了。药钱不能断，米缸先见了底。

十三岁，父母把她押给青楼，三年期限，卖唱不卖身。

她学吹拉弹唱，学着应付人，看尽了冷暖。从踏进那扇门第一天起，心里就只转一个念头：怎么逃出去。

不是不怕。是怕了整整两年。

十五岁的她动了心。后来她写：

夏之时也喜欢她。读过书的姑娘，说话有见识。他说：我娶你，救你出去。

以他的地位，赎身是举手之劳。可她不肯。

她约法三章：不做小老婆；送我去日本读书；你管国家大事，我管家里的事。

半个月后，她深夜翻墙逃出来，钻进一辆黄包车，消失在月光里。

一路回头，恍惚看见十三岁的自己，正朝她走来。

那一年，他二十七，她十五。

婚后去了日本，读东京御茶之水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四年读完所有课程。先生给她取了新名字：董篁，字竹君。

董阿媛从此成了董竹君。那个卖唱的女孩，第一次有了自己选的名字。

新知识开了眼界，也在心里埋下男女平等的种子。可婚姻的另一面，也慢慢露了出来。

夏之时骨子里大男子主义很重。后来有人说，他曾给她一把手枪，说在外防身，又补了一句——要是红杏出墙，就用它了断。

这位闹革命的新派人物，推翻得了朝廷，改不了自己的旧心思。十五岁的她当时未必懂，只当是在乎。要很多年后才明白。

1917年，她放弃去法国读书，跟他回了四川。

那是个大家庭，人口多，规矩严。她的出身，是家里人都忌讳的疙瘩。

她不争执。对长辈恭敬，对同辈的刁难忍着。学缝纫、绣花、烧菜、洗衣，教侄子侄女读书，帮着管账——每天从早忙到晚，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

日子久了，人心也焐热了。夏家人接纳了她，还为两人重办了一次婚礼。

可夫妻之间的裂痕，是另一回事。

五四运动来了，她思想新了，丈夫却越来越消沉，脾气越来越怪。

长女出麻疹，她腾出一间房消毒，摆两张床，守了四十多天；丈夫不高兴，说为一个女孩的病耽误正事，本末倒置。

她得肺病避嫌的三个月，他一次也没来看过。长女早恋，他逼女儿去死，说要洗清家门耻辱。

她说，他不信任我，不尊重我，怕我变心。不是平等的夫妻，是把妻子当奴隶。

吵到最后，他动了手。

1929年，她再一次逃出来，赤着脚跑上街求救。

十五岁那年，逃出青楼；这一年三十岁，逃出自己的家。

两次都是空着手，两次都是逃。

她带着四个女儿回上海，没拿夏家一分钱。

儿子留给了丈夫。

在那个重男轻女的家里，她能带四个女儿走，带不走唯一的儿子。本想站稳了就来接他——没想到，一别就是十七年。

夏之时劝她回去，劝不动，撂下狠话：

刚到上海那几年，做什么赔什么。最穷的时候，连大女儿的钢琴都当了——当掉女儿的琴，比当自己的首饰还疼。她甚至去过赌场，想靠赌翻本。

二叔劝她办厂。她在四川办过织袜厂和黄包车公司，懂一点。

变卖东西凑了八百块，又去菲律宾募来一万块股金，办起群益纱管厂——上海滩少有的，女人独立开的工厂。

1932年"一·二八"，日军炸闸北，工厂炸得精光。一夜归零。

紧接着，她因"收藏革命传单"被租界巡捕抓了，关了四个多月才出来。

那段时间，大女儿一边照顾妹妹，一边探监送饭，还要去好几家教钢琴，挣钱养家。父母也在那几年先后去世。

她跌到了谷底。但没垮。自传里写：

1935年，一个叫李嵩高的四川人慕名送来两千元。3月15日，华格臬路31号，"锦江小餐"开张了。

店名取自成都的锦江——那是她度过大半青春的地方。店徽是一片竹叶，是她的名字。

把那段没走完的日子，做成了招牌。

开锦江，不只为赚钱。她自己说，锦江始终围着两个"红"：一是生意红，二是革命红。

为了做好店，厨房搬到顶楼晒台，用柚木镶墙，装了暖气；餐具毛巾严格消毒，服务员的指甲干不干净、牙齿整不整齐，她都要查。

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是常客，南京上海的军政要人也常来。生意最好的时候，要提前三天订座。

1936年1月28日——正好是她生日——锦江茶室在华龙路开张。

三十六岁。生日礼物是自己送自己的一家新店。

那时候上海女招待常被当花瓶，客人也不尊重。她登报招人，来的多是刚毕业的女学生。除了教业务，她常说：工作不只是赚钱养家，也是为妇女争地位。

1937年淞沪会战之后，她开了暑期锦江餐厅，赚的钱全捐给抗战。

1938年，和《大公报》女记者蒋逸霄等十人办《上海妇女》半月刊，许广平当理事长，她管钱和对外打交道。

那时上海已经是"孤岛"，十八个月出了三十六期，成了很多女人说话的地方。

汪伪政府和重庆方面都想收买，她都拒绝了。1940年2月，刊物被迫停了。

抗战那些年，锦江两店是地下党的接头点。

夏衍来"吃饭"，潘汉年来"吃饭"——都从后门进，坐最里面的包厢，安排最可靠的人招待，菜钱打折，有时签个字就算了。

她只跟伙计说：不该问的别问。

日本人看上锦江的名气，让她去虹口开分店，为日军服务。

她说不。

暗杀和威胁，跟着就来了。

1940年冬天，她坐船去马尼拉，本想住几个月就回。到了才知道，女儿租了一间吊楼，自己之前住潮湿的汽车间。

刚买好回程票，太平洋战争爆发了。她跑到轮船公司，人家说：美日开战，船都停了。

垂头丧气往回走，满脑子都是：这仗打多久，死多少人，留多少孤儿寡母；自己和女儿怎么办，锦江怎么样了，什么时候能回家。

受了这次打击，她眼睛坏了很久。

之后整整四年，她和两个女儿在战火里搬了好几次家，做过掮客，跑过街巷，天天去海边望七号码头，盼着有船回中国。

1945年1月，终于买到一张船票——一艘挂日本红十字会旗号的"难民船"，其实是为军队服务的。

一路九死一生。2月1日，除夕下午，她推开了上海凡尔登花园31号的家门。

进门一看，锦江两店被代理人弄得不成样子。

她用了半年，让它重新红遍了上海滩。

两个女儿又多留了几个月，才陆续回来。

1945年春末，按地下党指示，她从锦江抽钱，盘下了马浪路的永业印刷所。

"双十协定"后，又拿出三十两黄金，买下协森印务局的机器和房子。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地下党要救被软禁在虹桥疗养院的张澜、罗隆基。突破口是杨虎——前淞沪警备司令。谁去劝？董竹君。

她一次次和他秘密见面，跟他说：该看清局势了，为国家为老百姓做点好事。

她多次申请入党。组织上说：

"你在党外，可以做的事情更多。"

她听了笑："那我就做一个不签字的党员吧。"

说完就继续出钱出力出人。身份这件事，没再争过。

她这辈子争的，是别的。

这辈子最舍得花的，是孩子读书的钱。有人问最喜欢哪个女儿，她说："谁有困难，就帮谁。"

长女夏国琼，十岁那年，她发现女儿会在钢琴上模仿曲子，就请了老师教，后来又拜陶又点为师——这位老师让学生半夜起来练琴，说心静。

1929年，夏国琼考进上海音专，是第一届钢琴学生。

1937年，兰心大戏院，上海工部局交响乐团第一次请中国钢琴家合作，二十一岁的她穿银灰色旗袍上台，半小时不看谱，谢幕三次还得加演一曲。

台下那个哭了的中年女人，是她母亲——离当掉那架钢琴，刚好十年。

三女儿夏国瑛，1941年还是沪江大学学生，就去了新四军。后来去美国学电影，放弃国外的机会回来，是八一电影制片厂创始人之一，还去朝鲜战场拍过纪录片。

唯一的儿子夏大明，生在四川，小时候过继给三叔。十七年里，他总听人说"妈妈不要你了"。1944年，十八岁的他参军，随孙立人去缅甸打仗。

1947年底，部队要去东北打内战，他不愿自己人打自己人，托人从香港带信给母亲求助。董竹君急坏了，找到杨虎，托他跟孙立人说，把儿子接回了上海。

见面那天，儿子抱着她哭：我知道那年你不是不要我。

这句话，她等了十七年。

锦江最红火的时候，她从不让孩子们随便去店里；见客人都在锦江，绝不带回家——怕孩子们沾了十里洋场的坏习气。

她从不在孩子面前说夏之时的坏话，只说他脾气不好。离婚后，结婚照一直放床头，一辈子没再嫁。

1967年，六十七岁的董竹君在北京被带走。罪名是特务、汉奸、两面派、国际间谍。

先关秦城四个月，1968年转功德林，年底又转到半步桥。半年时间，头发全白了。被打得昏死过去，一度进了太平间。

很多人没熬过来。

她给自己定了规矩：每天刷两遍马桶，在小屋里来回跑，枕边放一块香皂，睡前闻一闻。

还有一句话反复念：敌人要你死，你偏不死。

这不是豪言。是一个七十岁的老人，在牢里一天天撑住的笨办法。

1970年正月初五，她在牢里过七十岁生日。同屋的难友把自己饭里的几块肉丁夹给她，举着碗祝寿。

那天她想起远方的孩子，怕儿女受牵连，掉了泪。

难友劝她：好不容易过个生日，别难过。

她坐直了身子，写了两句诗：

屋子小，就原地跑，有时候跑很久。难友开玩笑：跑到天安门了吧？她笑笑。

肠胃不好的难友，她帮着按摩；下雪了，她主动去扫。衣服破了，难友偷偷找布给她补上。

1972年10月22日，她出狱了。

1973年5月，宣布恢复她全国政协委员的职务和工资，补发五年的钱。

1979年3月，正式为她平反。

1951年交出一切后，锦江饭店成了新中国第一家国宾馆。1959年八届七中全会在这里开；

1972年，《中美联合公报》在锦江小礼堂签的。这里前后接待过一百三十四个国家的五百多位元首政要。

周恩来请她吃饭时说：

出狱后，她八十多岁了，带着病，花了八年写完自传《我的一个世纪》。

1997年12月6日，一场小感冒之后，董竹君在北京去世，享年九十七岁。

女儿按她的遗愿，墓碑上刻了三句话：

葬礼上放的，是她选的《夏日里最后一朵玫瑰》。

那盘手板心煎的鱼，她终究没吃到。

1950年10月6日，夏之时在四川合江被处决，罪名是"组织策划土匪暴乱"，时年六十三岁。

1987年11月，合江县法院重审，撤销原判，宣告无罪，恢复辛亥革命人士的名誉。

那一年，董竹君八十七岁。

她知道了。这件事，她没跟任何人说过。

为他奔走平反的，是留在四川的儿子。

她给自己这一生下的结论，只有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