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出现转机，安倍68岁心腹出山，对着高市早苗就是火力全开

日本政坛最近出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画面：高市早苗在联大高调推进“删除敌国条款”议程，而安倍旧臣、内阁官房参与今井尚哉却在《周刊新潮》专访中公开泼冷水。

这场日本国内的路线分歧，把东京内部在外交方法论上的矛盾摆上了台面。

2026年9月22日，高市早苗在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中公开呼吁尽快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旧敌国条款，并将其与日本入联七十年的“骄傲与名誉”相捆绑。

她在发言中强调日本作为“和平国家”坚持“专守防卫政策”，试图以此论证删除条款的正当性。

这一议题并非新鲜事。1995年第五十届联大已通过决议，认定相关条款“已经过时”并提及将适时启动删除程序。

但中方的回应同样明确且强硬，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9月28日行使答辩权，表示中方对日方要求“坚决反对”。

孙磊指出，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战后“和平国家”的理念建立在深刻反省历史、彻底同军国主义切割的基础上。

80多年后，高市政府却对日本历史罪行避而不谈，“不仅不反思，还想方设法美化洗白，并通过不断炮制周边国家威胁等虚假叙事，掩盖持续强军扩武企图”。

孙磊进一步表示，日方代表的辩解“苍白无力，掩盖不了历史真相，粉饰不了现实行径，更掩饰不了日本所谓‘和平国家’形象的彻底破产”，并强调“敌国条款”是宪章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日方近年消极动向背景下，“更凸显其历史和现实意义，不容删改”。

朝鲜代表随后也加入辩论，表示“按照《联合国宪章》日本仍然是敌国”，提出删除要求“可耻、荒谬”。

在高市联大发言引发争议的同时，68岁的今井尚哉通过9月25日出版的《周刊新潮》专访，对高市的外交路线提出了系统性批评。

今井尚哉并非普通阁员。

去年高市组阁时，她多次登门邀请今井出任首相秘书官，但今井婉拒了这一职位，最终只答应担任顾问性质的“内阁官房参与”。有分析指出，这一细节本身就表明，他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把自己完全绑到高市的战车上。

在专访中，今井的批评直指高市外交的三个核心问题。首先是涉台言论。

他直言高市此前关于“台湾有事”的表态“不说为妙，甚至根本不该讲”，并补充了一个朴素的道理：中国就在旁边，俄罗斯就在旁边，朝鲜也在旁边，“这几个巨大的邻居不会因为你嘴硬就消失”。

其次是对美姿态。

用“爸爸，我被欺负了，快来救我”来形容日本当前的对美外交心态，指出美国当然是最重要的盟友，但“盟友不等于监护人，什么事都往人家怀里扑，不是外交，是撒娇”。第三是外交决策机制的退化。

今井警告，日本外交已从“官僚主导”倒向“政治主导”，看起来是首相说了算，实际上是被舆论和情绪牵着鼻子走，“一旦政治被情绪左右，官僚又不敢逆着风向说话，那这个国家就没有长期战略可言了，只剩下短期姿态”。

今井选择在此时发声，时机本身就耐人寻味。高市本周就要飞赴美国与特朗普举行首脑会谈，一位内阁官房参与偏偏在出访前几天公开批评首相的外交路线，用日本媒体的话说，“这不叫巧合，这叫摆立场”。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已不是今井第一次公开表达不满。

早在今年4月，他就曾因高市准备同意特朗普提出的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护航的要求，直接冲进官邸当面怒斥，气得高市一度放话要解雇他。

不过，外界不宜把今井的表态简单理解为日本精英层对中国释放善意。今井出身经济产业省，在安倍主政时期曾力主在部分经济领域与中国保持接触。

但这些传统官僚的算盘并非“亲华”，而是精明透顶的实用主义利益账：对华竞争要不要继续是一回事，能不能把所有底牌提前全部摊在桌面上是另一回事。

在这些建制派看来，高市以选举利益为导向、以公开喊话为主要手段的外交方式，正在压缩日本本已有限的战略空间。

高市在外交上的高调姿态，恰逢日本国内多重压力集中显现的时期。

名古屋亚运会的筹备困境是最直观的缩影。亚奥理事会公布的数据显示，本届赛事预计接待逾1.1万名运动员和约6000名官员，总规模约1.7万人。

爱知县公布的大会直接经费已达2980亿日元，较2016年申办时估算的850亿日元翻了约三倍；若计入举办城市承担的场馆、交通、基础设施等支出，广义举办成本约为3700亿日元。

更令外界关注的是住宿方案：由于取消传统选手村，主办方不得不采用“邮轮+集装箱+酒店”的拼盘方案，停靠在名古屋港的意大利邮轮“歌诗达赛琳娜号”可容纳约4000人，同时配合码头上的移动式板房和酒店。

多国代表团及媒体人员反映在住宿、交通等方面遇到问题，亚组委事务总长村手聪为此致歉，并解释交通问题部分源于接驳车司机劳动时间存在法定上限。

宏观经济层面的紧绷同样不容忽视。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9月28日升至3.087%，刷新近30年来最高纪录；2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1.965%，创1995年以来最高水平。

日元对美元汇率在157附近徘徊，日元实际有效汇率指数此前已跌至1973年浮动汇率制以来最低水平。日本央行9月18日加息25个基点至1.25%，为1995年以来最高水平，且加息间隔由此前约半年缩短至3个月。

日本政府正考虑在美方压力下将防卫支出提高至GDP的3.5%，若以内阁府本财年名目GDP预测计算，这一目标对应的预算规模约为24万亿日元，超过当前水平的两倍。

彭博社报道指出，高市政府正在推进多项成本高昂的政策，包括一项为期14年的增长战略以及临时下调食品消费税等措施，“令投资者对相关政策如何筹措资金产生疑问”。

民意层面也出现了值得关注的信号。《朝日新闻》9月26日至27日实施的全国电话调查显示，57%的日本受访者认为高市“有必要加大力度”改善同中国的关系，明显高于认为“没有必要”的35%。

即使在高市内阁支持者中，认为“有必要加大力度”的比例也达到51%。高市新内阁支持率为51%，较上月下跌2个百分点，68%的受访民众认为任命涉政治献金丑闻人员“存在严重问题”。

东京大学教授川岛真表示，如果将日美中关系视为三角关系，“中美对话正日益活跃，日美虽有同盟关系，但日中关系却‘一片空白’”。前外务审议官田中均则直言，如果现状持续，“将意味着日本外交的失败”。

从高市早苗到今井尚哉，日本政坛的这两股声音代表了不同的生存逻辑。激进右翼政客通过不断刺激外部议题来迎合保守派选民，而建制派幕僚则担忧日本被绑上失控的战车，尤其担心在华经贸利益因外交摩擦而受损。

但需要看到，今井的批评本质上是一场“方法之争”，而非“方向之争”。他对高市涉台言论的评价是“不说为妙”“不该讲的话”，潜台词并非否定这些言论本身所代表的立场，而是反对高市把日本右翼政客长期不敢在台上明说的心里话公开说了出来。

事实上，高市的涉台言论只是中日关系跌入低谷的导火索，真正让中日互信不断降低的，是日本在历史问题和台湾问题上的出尔反尔。今井将中日关系的结构性问题归咎于高市“多嘴”，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在为日本右翼的整体路线开脱。

同样，今井批评高市对美外交是“求美国爸爸做主”太可悲，但日本对美外交的从属地位并非高市一人造成。1951年《日美安保条约》的签订，从制度层面把这种从属关系固化下来；之后吉田茂确立的“吉田路线”，专注经济发展、把安全保障交给美国，更意味着日本在军事和外交上主动放弃了主导权。今井所怀念的安倍时代，日本对美外交同样没有实现真正的平等，只是姿态上更为从容。

这种内部战术层面的“踩刹车”，并不足以改变日本在安全上深度依赖美国、在经济上无法割裂对华联系、自身战略空间持续收窄的结构性困境。高市的冲锋与今井的批评，恰恰折射出日本在现实约束与政治野心之间的张力。这场发生在永田町内部的博弈，远未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