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75年春，武汉军区民主生活会现场，刚满五十八岁的李迎希拎着两只晒干的鳖壳，走到发言席前。会场原本讨论离休安排和生活保障，他没有照着材料念，而是把鳖壳往桌上一放，开口便说：“同志们，我们离休的是小王八，司令员、政委拿的是大王八，副职拿的是中王八。”
屋里先是一静，随后笑声骤然响起。这个比喻听着粗，却没有恶意。李迎希是在说物资分配的次序，也是在提醒干部，不能因为职务高低，就把普通同志应得的东西往后排。
那段时间，粮食和肉类供应都不宽裕，军区自办农场送来一批鳖，原本按规定分配。李迎希喜欢吃鳖，警卫员一早便去排队，蹲了几个小时，分到的却只有两只小鳖。有人解释，流程是先司令员、政委，再到副职，离休干部排在后面。
李迎希听完，没有发火，也没有私下抱怨。他选择在会上把问题摆出来。说笑归说笑，事情不能含糊。散会时，他又补了一句：“笑可以，流程得改。”这句话不重，却直指要害。此后，军区对物资分配办法作了调整，供应紧张时，也要把普通干部和工作人员的实际需要放在制度里考虑。
有意思的是，李迎希并不是只在生活小事上较真。1961年12月，武汉军区作战值班室发现一架敌方侦察机向华中方向接近，他赶到指挥位置后，只交代了一句：“盯死它。”拦截行动未能达到预期，第二天的总结会上，有人准备从设备、干扰等客观因素谈起，他却没有顺着这个方向讲。
在他看来，装备有差距是事实，训练不足同样是事实。若一遇失误就把责任推给客观条件，部队便很难真正找到漏洞。那次会上，他批评战备观念松弛、训练不扎实，话说得硬，目的却很明确：不能让总结会变成互相找台阶的场合。
这种性格早年便已显露。1950年，华东战事基本结束后，李迎希奉命到上海见陈毅。原以为可能被调往朝鲜战场，没想到军委准备组建工兵部队，安排他担任副职。他当面承认自己不懂工兵技术，还说即使升职，也不愿意去。
陈毅没有责备，只是把任务讲透。工兵不一定端枪冲锋，却要修路、架桥、筑机场，保障部队机动和物资运输。李迎希听明白后，还是服从了命令。嘴上不情愿，行动却没有打折，这正是他身上很鲜明的一面。
1953年前后，他带领工兵力量在东北一带承担机场、道路和运输线的整修任务。工程条件艰苦，时间又紧，许多工作看不见硝烟，却直接关系前线补给。有人觉得工兵离战场远，他后来却明白，能让车辆、炮弹和粮食按时抵达，同样是作战的一部分。
调任武汉军区后，李迎希把这种务实作风带进训练。过去有些演习习惯按固定脚本进行，部队知道什么时候出题，也大致猜得到对手如何行动。他便要求重新编制作战计划，增加临机情况，让参演部队面对真正的不确定性。
有人嫌他管得太细，说他总爱得罪人。陈再道却认为，训练若只是走过场，平时皆大欢喜，真正遇到情况便会暴露问题。李迎希所坚持的，正是这层道理：演习中的难看，胜过战场上的被动。
他的直率还体现在处理私事上。1949年国庆前夕，一名老战友因婚姻纠纷逼妻子签字离婚。李迎希得知后，当着几名参谋的面撕掉协议，质问对方：“英雄难过美人关，关过了，良心呢？”这件事带有鲜明的个人色彩，却也说明他认定的原则很简单，不能把责任和承诺当成随手可弃的东西。
晚年离开领导岗位后，他仍然关心部队建设。1976年唐山地震发生时，他人在上海休养，仍捐出积蓄，并写信提醒武汉军区不要放松救灾训练。病中读书看报，也是他的习惯。护士担心他劳累，少送了一份晚报，他发现后说：“我是不怕累，只怕糊涂。”
1985年9月，李迎希病逝。遗嘱中反复提到“清白做人”四个字。对他而言，这句话并非临终修辞，而是从战场指挥、工兵建设到日常分配，一直没有改变的办事尺度。鳖壳可以晒干，笑话也会传开，留在战友记忆里的，却是那个遇到问题便当面说、不肯拿原则换安稳的少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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