偌大个城市，容不下梦露

山西临汾绘有玛丽莲·梦露的一堵网红墙，日前被重新刷白，现在只有三个字：“爱读书。”

有的人为此叫好，觉得倡导读书没错，但立刻就有人嘲讽：“好像写了就能爱读似的。”

有人反讽：“致敬最包容、最开放、最有文化审美的临汾。”但也有人不以为然：“画了你喜欢的就叫包容，画成别人喜欢的就叫不包容。”

大部分人其实无所谓梦露被抹掉，问题是你不能搞那么丑，连城市的档次都下来了，“县城的基因最终是显现了”，还有人嘲讽这“成功解决了城市过于美观的问题”。

有个当地女孩受访时说：“我感觉原来那样挺好看的呀，你实在不行，整一个鲁迅的头像挂上面也行啊，你整的这是啥啊！”但评论区就有人回：“梦露都不行，你居然还想整上鲁迅，小姑凉你这个想法很大胆呀！”

还有人则怀疑这样的做法侵犯了所有权：“难道不应该是业主说了算吗？”当然，不管业主是谁，想必当有关部门找上门去，他也不敢不改。有人因此哈哈大笑：“成功地吓退了本来还考虑来投资的外地客商。”

袁运生《泼水节——生命的赞歌》（局部）

我看到这则新闻，第一反应想到的是港商霍英东曾讲起的一个故事。他说，改开初期投资内地时，他每次到北京，都要先看一眼首都机场的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还在不在。

这幅壁画在1979年10月落成的首都机场航站楼里，甫一面世就引发轩然大波，因为画面上有一处三位傣族少女的裸体形象。这在当时简直被视为“不成体统”，一度被遮挡起来，最后都惊动邓看过拍板：“这有什么好争议的？艺术表现很正常。”

霍英东当时正准备在广州建造内地第一座五星级酒店白天鹅宾馆，投资1350万美元，他最担心的还不是能不能赚到钱，而是政策会不会反复，这幅壁画就成了最好的风向标。

反过来说，这幅在当时看来“大胆”的壁画，也向来到北京的异域宾客传递了一个信号：中国跟原来外界想象的有点不一样，现在真的开放了。

但问题也在这里：当一幅画被看作是展示开放包容程度的象征符号时，那各方所关心的就不再是艺术本身了。更关键的是，它的存在取决于权威的暂时容忍，或“留着还有用”，而不是它原本就有存在的权利。

临汾之所以涂抹掉梦露的墙绘，当然是因为其象征意义：一个以性感著称的美国文化符号。即便是支持涂改成“爱读书”的那些人，也没有人说是因为梦露的墙绘“不美”，倒不如说是觉得这“不中国”。

我一位山西朋友说到此事，以一种不出意料的口吻说：“正常。我熟悉的山西又回来了。之前临汾居然能出现梦露的网红墙，我都意外。那种开放在那个环境底下本来就是昙花一现的异常，简直跟周围都格格不入。”

梦露的墙绘能成为网红墙，可见还挺受欢迎，然而，在我们社会里，决定公共艺术品生存空间的，从来不是普通人喜欢与否。相反一直以来，儒家社会的治理逻辑都格外在意“教化”，念念不忘“正确引导”，照这样看，那“爱读书”当然比“性感女神”更“正能量”。

《英雄虎胆》（1958）中的阿兰小姐

然而，由此而来的道德说教，也会招致逆反心理，因为人们看艺术作品不是为了去受教育的，更不想听什么谆谆教诲的说教。

1950年代的上海，好莱坞电影再也不见踪影，上映的都是《永不消逝的电波》这类红色题材，但上海人印象最深的却不是正面人物，倒是那些反派。《英雄虎胆》中的女特务阿兰小姐风情万种，让很多观众为之倾倒，茶余饭后谈起这部电影，脱口而出的台词都是：“阿兰小姐，来一个伦巴！”

这种顽强的社会心理，在当时成了文艺工作一个头疼的问题。官方分析认为，这是“美帝的‘毒素影片长期腐蚀了上海市民的思想’，形成了由‘落后群众’为主体的观众群，与‘人民电影’的总方针背道而驰”。

别以为这只是特殊年代的意识形态话语，时至今日，其实内在逻辑没有变：正确地引导“落后群众”不可松懈，而文艺就是实行教化的载体。这样一来，艺术就成了宣传，而有一些作品即便“看上去很美”，却会被判定是“毒素”。

国内的城市之所以常被吐槽“丑”，关键之处就在于那些公共艺术、店面招牌，并不是按照审美的逻辑做出来的，相反，“美”要屈从于教化的需要。从根本上说，这涉及到如何对待人：是理解人的感受，予以尊重，还是按照秩序来塑造人。

期待这一切能幡然改变是不现实的，但即便只是考虑我们的社会现实，其实也并不只有非此即彼——你想提倡“爱读书”没问题，那就非得把梦露抹掉吗？

梦露本人其实倒真挺爱读书的，她死后留下的数百册藏书还都是相当有深度的，一有时间就阅读，不甘心只是被当作一个傻白甜的花瓶，她曾说过：“上帝，我有多么渴望去学习、去改变、去进步。”

看不到人的多面性，那我们得到的就只能是荒芜，宛如一堵什么都没有的白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