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乐死”没有痛苦？别看走的安详，但其痛苦程度或许超乎想象

2019年日本纪录片里，患有多系统萎缩症的小岛美奈子在瑞士握着姐姐的手微笑告别，四分钟后停止呼吸。其实，关于安乐死的争论一直没断过，之前网上就有一个观点认为这种告别干净体面、毫无挣扎。

当时很多人认为这就是彻底的解脱，但现实是那杯戊巴比妥钠苦得令人反胃，昏迷后舌根后坠堵住气道，膈肌缺氧抽吸会让气管渗出粉红色泡沫，呕吐、抽搐甚至中途苏醒的比例接近一成。

把时间线拉长来看，从2024年秋天红斑狼疮患者沙白赴瑞士离世引发热议，到2025年10月乌拉圭、2026年7月法国相继完成相关立法，生死边界一直在被试探。

回看这起事件，要真正看懂这份安详背后超乎想象的痛苦，还得从更深层的医学边界与伦理困境一步步拆解开来。想要揭开安乐死看似安详的表象，得先把经常被混为一谈的几个核心医学概念理清楚。

安乐死一般指出于人道主义目的，提前终结罹患无法治愈疾病、持续承受巨大痛苦患者生命的行为。协助自杀和安乐死存在相似之处，患者表达自杀意愿，自身患有无法治愈的疾病，承受难以忍受的痛苦，医生为其提供对应药剂，依靠药剂造成患者死亡。

安乐死和协助自杀最核心的区别，在于实施致死行为的主体。安乐死是由医生直接实施终结患者生命的动作。

协助自杀，则是医护人员提供药物，由患者自己服下药物或者按下注射器，最终造成死亡结果。主动安乐死与消极安乐死的区分标准，是致死手段来源。

主动安乐死由医护提供能够致人死亡的手段。消极安乐死就是人们常说的放弃治疗、撤销已经开展的治疗，不再继续进行医疗干预，这种行为属于消极安乐死。

进入重症监护室之后，撤除生命维持装置，同样属于被动安乐死的范畴。厘清了操作方式就会明白，无论采用哪种手段，安乐死都难以做到绝对没有痛苦，而围绕它的伦理博弈更是把这种痛苦程度推到了超乎想象的境地。

第一条反对理由，每一个无辜的人都拥有生存权，活着是人最基础、最重要的权利，活着永远优于死亡。针对这条观点的反驳意见是，确实存在部分人，无论是当事人自身感受，还是旁观者判断，都很难认定活着一定优于死亡。

当生命质量下滑到，活着本身变成持续酷刑的时候，这条判断就不再成立。第二条反对理由，当事人所谓的自愿很难确认。

病人在剧烈疼痛发作阶段，或是陷入抑郁状态时提出想要安乐死的诉求，这个意愿是否真实有效？会不会在疼痛缓解、意识恢复平稳之后，就改变想法，不想结束生命了。

对应的反驳观点，现在安乐死的整套流程设置了类似冷静期的机制，需要不同医生先后两次评估。第一位医生完成初次评估，间隔大约十五天之后，第二位医生再次开展评估。

这套流程最大程度规避临时冲动决定的情况，如果经过较长时间间隔，当事人依旧持续表达一致的意愿，那么这个意愿大概率是真实想法。第三条反对理由，诊断和预后判断有可能出错。

比如当事人其实并非绝症，或者预估剩余生存期有误，部分患者对治疗反应很好，甚至出现奇迹般康复，继续存活多年。对应的反驳观点，医学本身就是建立在概率之上的学科，奇迹发生的概率很低。

如果仅仅为了极小概率的奇迹，就否定患者本人的真实意愿，从伦理层面判断，这件事本身是否合理，同样值得怀疑。第四条反对理由，只要再多坚持一段时间，现代医学随时可能取得突破，当下无法治疗的疾病，过一段时间就会出现新疗法。

对应的反驳观点，能够申请安乐死的患者，预估剩余生存期通常很短，很多时候只有六个月以内。六个月这么短的时间，很难出现颠覆性、突破性的治疗手段。

这件事依旧需要基于概率做理性判断。第五条反对理由属于滑坡论证。

一旦允许自愿安乐死，就会逐步滑向非自愿安乐死；一旦放开非自愿安乐死，最终就会走向随意剥夺普通人生命。还有人举出纳粹时期的历史，当年纳粹就是打着安乐死的名义，屠杀大量精神病人以及非雅利安族群。

但滑坡论证如果成立，不止安乐死，很多社会制度和医疗选择都会被全盘否定。2023年荷兰安乐死人数升至9068人，瑞士机构也有超两成申请者只因厌倦生活，可见别看走的安详，一旦制度滑坡或照护缺位，家属与社会承受的痛苦程度或许超乎想象。

当亲人处在生命末期，承受巨大痛苦时，要不要继续治疗，或是由家属来替患者做出医疗抉择，这样的时刻并不少见。有一位讲述者分享了自己爷爷的经历。

老人患上阿尔兹海默症，从轻症逐步发展到晚期，到最后完全神志不清，认不出任何人，长期卧床，处于失能状态。整个病程持续两三年时间。

患病初期，家人还会带着老人前往北京宣武医院，做各类检查与治疗。等到老人彻底丧失认知能力，智力严重退化之后，治疗方案就转为缓和医疗与姑息治疗。

治疗目标不再是依靠医疗手段，让老人恢复往日的认知水平，重新认识身边的人。照料这样的病人，会极大消耗照料者的精力，很容易让人身心俱疲。

对于家属而言，整个过程同样充满痛苦。老人离世之后，讲述者的父母有时候会半开玩笑地提起，如果自己将来落到同样的境地，不如早点结束生命。

亲身经历过这样的事，很容易改变一个人对于安乐死的看法。病榻前的漫长消耗固然煎熬，可真要走到安乐死那一步，生者背负的心理创伤同样证明这场告别绝非没有痛苦，其揪心程度远超旁人想象。

日本作家《安乐死现场》这本书里记录了西班牙人雷蒙的故事。雷蒙因为颈椎受损全身瘫痪，卧床二十九年，一直由哥哥和嫂子悉心照料。

哥哥嫂子坚决反对雷蒙实施安乐死。但雷蒙本人，一直强烈希望结束自己的生命。后来雷蒙结识女友雷蒙娜，雷蒙娜暗中协助他自杀。

雷蒙最后用吸管喝下含有氰化物的液体，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多年之后记者采访雷蒙的哥哥，他依旧深陷痛苦之中。

当年弟弟反复恳求他帮忙结束生命，他始终拒绝。哥哥说，他可以一辈子照顾弟弟，但他绝对不能帮弟弟去死。

记者接着问他，如果卧床瘫痪的人是他自己，他会怎么选。短暂沉默几秒之后，哥哥回答，他会选择安乐死。

哥哥可以接受自己选择安乐死，却绝对无法接受家人这么做。

人们思考安乐死的时候，要分清，人们到底是在设想自己遭遇重病时的选择，还是在设想家人遭遇重病时的选择。

这两种思考的出发点，往往完全不同。家庭结构同样会影响大众的看法，过去多是大家庭结构，做决定的时候会更多顾及家人感受。

而现在小型家庭、单人家庭越来越多，这会不会让更多人倾向于认可安乐死，也存在这种可能性。这件事复杂的地方就在于，有时候决定由患者本人做出，有时候决定由家属代为做出。

家属做判断的时候，有可能站在自身利益角度，也有可能尝试去猜测，当患者失去沟通能力之后，内心真实的意愿，以及他希望得到怎样的生命结局。家属的抉择背后，动机很难分辨，到底是为患者考虑，还是为减轻自身负担考虑。

这些沉重的伦理纠结与亲情撕裂，都在提醒人们重新审视生命终点那份所谓的安详。

昔日主播傅达仁赴瑞士安乐死花去六十多万元人民币，离开的人解脱了，留下的亲属却要在漫长的岁月里反复自责。

更何况随着近年新型靶向药、单抗类药物不断纳入医保，许多晚期剧痛已能通过医疗手段有效压制，普及安宁疗护远比盲目追求一纸处方更迫切。

回看“安乐死”到底有没有痛苦，在旁观者眼里那或许只是几分钟的静默，但把患者吞咽苦药后的生理挣扎、家属挥之不去的记忆创伤以及社会伦理的隐忧放在一起，那份看似走的安详背后，承受的痛苦程度确实超乎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