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3年4月23日，北京妙光阁浙寺外，21岁的李振华手执灵幡，走在一副棺木前。街道两旁人群聚集，送葬者越走越多。一名年轻人举起相机，将这支沉重而又克制的队伍留在底片上。多年以后，人们推测，拍摄者可能是方大曾。
这并不是一场普通葬礼。六年前，李大钊已经在北京牺牲；六年后，他的遗体才从寺院移出，送往香山万安公墓。照片中的白布、花圈和低头前行的人群，记录的不只是亲属送别，更是特殊年代里一次艰难的公共悼念。
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派军警闯入苏联大使馆，逮捕李大钊等人。4月28日下午，李大钊在京师看守所遇害，年仅38岁。他没有在法庭上屈服，也没有向家人留下私人遗言，而是第一个走上刑架。
牺牲之后，李大钊的遗体被装入薄棺，暂厝于宣武门外长椿寺，并由警察看守。亲友想把棺木领出，却面临重重阻力。那时北京处于军阀和反动势力控制之下，公开为革命者举行葬礼，很可能牵连家属与同乡。
李大钊的同乡白眉初、李采言、李凌斗等人没有放弃。他们征得赵纫兰同意，设法为遗体更换棺木。德昌杠房原本开价260块大洋，掌柜伊寿山得知死者身份后，将价格降至140元，并亲自用松香、桐油熬制黑漆，把棺木内外反复涂刷。
1937年5月1日并不准确，实际是在1927年5月1日，工人将新棺送到长椿寺。遗体经过清理，穿上九层寿衣，重新入殓。随后，24人抬棺前往妙光阁浙寺暂存。寺院方面起初并不愿接收，经过多方交涉才勉强同意。
谁也没有料到，这一停放就是六年。
有意思的是，延误并非因为亲属冷漠，而是因为当时根本没有安全、公开安葬的条件。赵纫兰既要守护子女，又要避免葬礼成为当局镇压的借口。直到1933年，北大校长蒋梦麟和周作人、沈尹默等人出面，北大同仁才开始筹办公葬，并募集款项购买万安公墓墓地。
地下党也在秘密行动。李大钊长子李葆华当时受到通缉，不能公开出现；长女李星华年仅22岁，按当时习俗也不便主持；次子李光华只有10岁。于是，组织找到李大钊族侄李振华，让他以“长子”身份办理相关手续。
1933年4月22日，浙寺举行公祭。第二天清晨，北大教师、学生、工人和市民陆续赶来，参加者达数百人。李光华负责摔盆，李振华身穿孝服、手执灵幡，赵纫兰等家属乘车随行。根据李振华后来的回忆，队伍一路有人献花圈、送祭品，也有人散发传单。
李大钊的孙辈后来对照片细节提出过修正。有关研究曾认为，照片中有人扶着李大钊的小儿子；家属则指出，那人应是当时10岁的次子李光华。李建生还提到，父亲曾说：“是我摔的盆，你大伯打的幡。”这些口述为照片辨认提供了线索，但照片是否确定由方大曾拍摄，仍需结合底片来源、人物身份和拍摄地点进一步核实。
送葬队伍行至西四牌楼时，军警、宪兵和特务出面驱散人群，并抓捕部分参与者。亲属护送灵柩继续前行，直至黄昏抵达万安公墓。更隐秘的一幕发生在墓地：一辆骡车赶来，车上盖着棉衣和花圈，里面藏着一块刻有“革命导师李大钊之墓”的墓碑。
由于环境险恶，墓碑不能公开立起，只能随棺椁一同埋入地下。碑额上的镰刀斧头图案，也因此沉入黑暗。北大教授刘半农还曾撰写另一块纪念碑碑文，但那份纪念同样受到现实限制。
多年以后，李振华改名李海涛，投身地下工作和抗日斗争。1982年，修建李大钊烈士陵园的工作启动，有关人员根据当年送葬者提供的线索寻找旧墓。1983年3月18日，李大钊灵柩移入新陵园，那块陪伴棺椁埋藏了半个世纪的墓碑，也终于重新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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