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老龄化严重，专家建议自杀，首相曾言：老人早点死经济才有救

2026年的日本，有一幅画面比任何人口报告都直观。

爱知·名古屋亚运会颁奖台上，年轻运动员旁边站着一批白发苍苍的志愿者，整届赛事志愿者年龄最高达到91岁。日本最新统计显示，65岁以上人口已经达到3624万，占全国人口29.6%。

近三成人口超过65岁，到底意味着什么？

更刺耳的是，日本社会过去还真出现过“老年人集体自杀”“让老人早点死”这样的争议言论。

这些话当然不是日本政府的养老政策。但问题也恰恰在这里：为什么一个发达国家，会反复冒出如此极端的声音？

所谓“专家建议老人集体自杀”，指的是日本经济学者成田悠辅。他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目前在耶鲁大学担任经济学助理教授。

2021年12月，他在参加日本网络新闻节目ABEMA Prime讨论日本社会的代际更替时，曾使用“高龄者集体自杀、集体切腹”这样的极端表达。

后来这段话在社交媒体上重新引发舆论争议，他解释说，“集体自杀、一起切腹只是抽象的隐喻，我本应谨慎对待这些词的负面含义，所以经过反省，去年开始不再使用这些说法了”。

所以，把这件事直接写成“日本专家正式建议老人集体自杀”，并不准确。他的身份是学者，不是政府顾问，其言论也不是正式政策建议。

但也不能因为他说是“比喻”，就当这句话从来没有出现过。真正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表达为什么会有传播市场。

成田在社交媒体上收获了50多万粉丝，其中不少是感到前路受阻的日本年轻人。这说明，代际之间的紧张感在日本社会确实有着真实的土壤。

再看另一句更有名的——“老人早点死”。2013年1月21日，麻生太郎在出席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国民会议时，针对老年患者的高额医疗费问题说：“想死的人还让他们活着。想想用政府的钱来支付高额医疗费，这些人应该心虚。希望他们能够快一点死，不这样考虑的话，问题无法解决。”

当时他的身份是日本副首相兼财务大臣，此前担任过首相，但并不是“现任首相提出老人应该早点死”。他随后也表示这是个人观点，并非要求所有老人如此。

可问题依旧没有消失。因为一个人的措辞或许可以解释，两次争议也可以说是个人失言，但这些话之所以每隔几年就被重新翻出来，是因为它们踩中了日本社会一个越来越疼的地方：

老人越来越多，而负责交税、工作、提供护理服务的年轻人口越来越少。说到底，真正制造冲突的并不是某一个老人活得太久，而是原来那套人口结构撑不住了。

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把这个问题直接摆到了镜头前。9月21日的游泳项目颁奖仪式上，多名白发志愿者手托奖牌入场。组委会随后解释，礼仪岗位并没有设置年轻人的年龄门槛，也没有刻意安排老人出镜。

据组委会志愿者部门负责人泽田良树介绍，组委会并未对礼仪岗位设置年龄限制，既不要求必须由青年担任，也没有刻意批量安排老年志愿者值守颁奖岗位。

整届亚运会和亚残运会约有4万名志愿者，年龄跨度从18岁一直到91岁，其中85%居住在爱知县，55%是首次参加志愿服务。

来自爱知县东海市的安乐博勋今年91岁，是本届赛事年龄最大的志愿者，在卡巴迪赛场协助赛事组织工作。

换句话说，这不是主办方为了制造话题设计出来的“银发特色”。它恰恰是日本现实社会自然筛选之后留下的结果。赛会志愿者无薪酬，仅提供餐食与交通补贴，且需要连续多天长时间在岗。

日本年轻人学业、兼职压力大，难以抽出整块时间，青年志愿者报名出现明显缺口。时间充裕、有公共服务传统的退休群体，顺势补上了人力缺口。

就在亚运会期间，日本总务省公布最新数据：截至2026年9月15日，日本65岁以上人口为3624万人，占总人口29.6%，比例创下历史新高。

更关键的是，老人不只是“被供养的人”。日本65岁以上就业者已经达到943万人，连续22年增加，占全部就业者13.8%。在65岁以上受雇人员中，如果去掉企业管理人员，非正式雇员比例达到76.1%。

把年龄继续拆开看，更直观。2025年，日本65至69岁人口就业率已经达到54.5%，70至74岁为36.2%，75岁以上还有12.6%。

这是什么概念？一个日本人过了65岁，并不意味着马上从社会生产体系里退出。相当一部分人只是从全职变成兼职，从原来的正式岗位转到零售、服务、物业管理、医疗福利等行业。

于是日本街头出现越来越多白发店员、出租车司机、停车场管理员和社区工作人员，并不奇怪。但是这里有一个非常容易被带偏的地方。

有人看到老人还在上班，就说日本已经把养老金领取年龄统一提高到75岁，老人领不到养老金，只能干活。这同样不对。日本老龄基础养老金原则上仍然从65岁开始领取。

60至65岁之间可以选择提前领取并相应减额，66岁以后可以延迟领取，最晚延迟到75岁，延迟后金额会增加，75岁领取的金额是65岁时的184%。

也就是说，75岁是“可以推迟到”，不是“必须干到”。可即便澄清这一点，日本银发就业背后的压力依然存在。

企业缺人，政府希望提高高龄人口劳动参与率，一部分老人需要增加收入，还有一些老人身体尚可、不愿过早脱离社会。几股力量最后叠在一起，结果就是传统意义上的“退休”正在松动。

过去的逻辑是年轻人工作、老人退休。现在的日本越来越像是：年轻人数量不足，那就让健康老人继续留下来。老人由原来的单纯养老对象，开始变成劳动力市场不得不争取的一部分资源。这才是真正的变化。

如果日本的问题只停留在“老人继续工作”，事情其实还没那么麻烦。能工作，至少说明人还有劳动能力。真正困难的是另一批老人——已经失能、失智，需要有人长期照顾的人。

日本越来越常见一个词：“老老介护”。翻成大白话，就是老人照顾更老的老人。

按照日本厚生劳动省的调查数据，65岁以上要介护高齢者所在家庭中，主介护者也是65岁以上的比例达到63.5%，其中双方均超过75岁的家庭占到35.7%。

一个70岁的人，自己已经开始腰疼、血压高、体力下降，可家里可能还有一个95岁甚至100岁的父母。这不是假设，而是长寿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出现的结果。

日本并非没有建立养老体系。日本长期介护保险已经运行多年，老人根据失能程度可以申请上门护理、日间照护、短期入住、机构服务等，保险可以承担主要费用，个人通常负担一至三成。

问题在于，钱能解决账单，却解决不了一个更直接的问题：到底谁来干这些活？

日本厚生劳动省测算，2022年度日本约有215万名介护职员；到2026年度需要约240万人，到2040年度则要达到约272万人。也就是说，在原有基础上还需要增加大约57万人。

这57万人从哪里来？年轻人本来就在减少，护理行业又不是轻松工作。给老人洗澡、协助如厕、处理失智行为、夜间照护，这些岗位既吃体力，又耗情绪。

于是，一个很微妙的权力变化开始出现。过去人口多的时候，企业可以挑年轻工人，养老机构也能从年轻劳动力里招人。现在年轻劳动者变少，他们反而有了更多选择。低工资、强度大、工作环境差的岗位越来越难招人。

日本只能想别的办法：改善护理人员待遇、提高自动化程度、鼓励老人继续就业，同时扩大外国劳动者的使用范围。日本厚生劳动省自己列出的介护人力对策中，就包括提高待遇、减少离职、提高生产效率以及改善外国人才接收环境。

这背后真正松动的，是一个存在了几十年的社会分工。过去，一个国家可以默认年轻人口源源不断地进入劳动市场，成年人工作纳税，退休人员领取养老金，家庭成员顺便承担部分养老责任。

日本现在正在发现，这个循环的每一环都缺人。养老体系需要缴费者，企业需要劳动者，医院和养老机构需要护理员，家庭也需要有人腾出时间照顾老人。偏偏这几方争夺的是同一批越来越少的劳动人口。

这才是为什么“老人集体自杀”“老人早点死”这样的极端话语会引起巨大争议。它们当然不是解决方案，甚至很容易把复杂的人口结构问题粗暴地变成对老年人的道德指责。

因为日本今天的老人既是养老金领取者，又是消费者；既需要医疗和护理，也有943万人仍然在工作。如果这些65岁以上劳动者突然全部退出，日本不少行业反而会立刻出现更大的用工缺口。

所以日本真正面对的从来不是一道简单的“老人太多怎么办”。而是一个更麻烦的问题：当长寿成为常态、少子化又没有逆转，一个社会究竟该怎样重新分配工作、收入、医疗和照护？

91岁还在亚运会做志愿者，可以被理解为老人积极参与社会；70岁以后继续就业，也可以是个人选择。但这里必须守住一条线——“能够继续工作”和“只能继续工作”，完全是两回事。

同样，“活得更久”本来应该是一种社会进步，如果最后却变成老人害怕拖累子女、年轻人担心被养老成本压住、政府发愁养老金和护理人力，那问题就不在于谁活得太久，而在于制度有没有跟上人口变化。

从中国视角来看，日本正在经历的这些难题，也是很多国家迟早要面对的。

中国同样在快速进入老龄化社会，日本的经验和教训都值得认真观察：养老不只是花钱的问题，更是人的问题——谁来做这份工作，谁来承担这份责任，年轻人还有没有足够的空间过自己的生活。

等到一个国家真正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恐怕才会发现：最稀缺的未必是养老的钱，而是愿意工作的人、能够照护的人，以及年轻一代还有没有足够空间过自己的生活。

而当这些东西同时开始紧张时，再讨论所谓“老人是不是社会负担”，其实已经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