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找来三辆高档车进行对比，不久中央就规定高级干部必须统一坐国产车

1986年初，北京一处机关空地上，中纪委第一书记陈云站在三辆轿车旁，神情严肃。他没有急着询问车的牌子，反而先看价格，再看车内空间，像是在核对一件关系重大的事情。

三辆车中，两辆是进口车，一辆是上海牌轿车。秘书原本有些疑惑，陈云平日很少谈个人待遇，怎么突然要看高档轿车？陈云只交代了一句：“找最好的，进口的和国产的都要有。”

第二天，秘书按要求准备妥当。陈云先坐进一辆日本轿车的后排，听秘书介绍车辆性能。他摸了摸座椅，又按了按靠背，车内的舒适程度确实不错。

他没有否认这一点，只是问得很直接：“坐着是舒服，可我们能不能买？”秘书没有立即回答。陈云接着说，轿车首先是运输工具，不能变成摆阔气、讲排场的东西。

随后，他走到奔驰轿车旁，没有坐进去，只仔细看了看车身和内饰。得知上海牌轿车价格约为两万五千元，而奔驰需要九万六千元外汇时，陈云沉默了片刻。

差距不只是车本身。

在当时，外汇对国家建设有重要意义。进口设备、技术和原材料都需要外汇支撑，一辆公务轿车若占用大量外汇，就不再只是个人乘坐舒适的问题，而牵涉到国家财力怎样使用。

陈云随后说道：“这件事要管，再不管，党的作风就要出问题。”话不长，分量却很重。因为他看到的并非几辆车，而是一种正在出现的倾向：干部之间开始比较车辆档次，机关用车逐渐成为身份和待遇的标志。

此前，一份新华社记者撰写的材料引起了他的注意。材料反映，少数领导干部对进口轿车兴趣渐浓，有的还向下属单位提出用车要求。车越换越好，排场越来越大，群众对此颇有意见。

有意思的是，陈云并没有仅凭听闻下判断。他让秘书把不同车辆摆在一起，亲自体验，正是想弄清楚进口车到底好在哪里。实事求是，是他的办事特点；作出制度判断前，先把情况摸清，也是老一辈领导人的工作习惯。

体验之后，结论反而更加明确。进口车在舒适性和配置上确有优势，但这种优势一旦被当作身份象征，便容易形成攀比。干部坐什么车，表面是生活待遇，背后却连着党风、政风和群众观念。

陈云在起草相关报告时，曾谈到一个朴素道理：革命年代物质条件有限，想讲究享受并不容易；经济条件改善以后，新的考验也随之增加。对干部来说，困难时期能吃苦，并不意味着条件好转后仍能抵制诱惑。

他还特别关注外汇使用问题。国家当时仍处在建设和调整的重要阶段，外汇资源并不宽裕。把有限外汇用于少数干部的高档轿车，既增加财政负担，也容易让群众产生距离感。车轮一转，反映出来的却是资源观和权力观。

陈云没有把问题停留在个人批评层面，而是提出制度化解决办法。他建议，中央领导同志带头使用国产车，中央各部门和省部级干部的配车也应以国产车为主，已经购置的进口车辆要按规定处理。

与此同时，中纪委办公厅反映过某国家机关四名省部级干部向下属单位索要高级轿车的情况。陈云把有关简报转送中央领导阅看，使个别现象进入制度视野。这个动作很关键：如果只批评几个人，风气很难改变；只有把标准立起来，才能堵住攀比的口子。

1989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决定，中央政治局、书记处成员和国务院常务会议组成人员一律使用国产车。这个决定并不是凭空出现的，它与陈云此前对干部用车问题的调查、思考和建议有直接关系。

一辆轿车，不能决定一个干部的品格，却能折射一个机关的作风。陈云比较三辆车，比较的从来不只是座椅软硬、车身价格，更是在衡量权力应该怎样使用，国家有限的财力又该花在什么地方。ેણ＿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