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元明清时期列朝列国志】明朝（三十六）：明世宗1

24.明世宗

明世宗朱厚熜（1507年9月16日—1567年1月23日），号尧斋、雷轩、天池钓叟，明宪宗朱见深之孙、明孝宗朱祐樘之侄、兴献王朱祐杬之子、明武宗朱厚照的堂弟。明朝第十一位皇帝。

（1）早期经历

正德二年（1507年）9月16日，朱厚熜出生于湖广安陆（今湖北省钟祥市）的兴王府。他的父亲朱祐杬是明宪宗第四子，朱厚熜是兴献王朱祐杬次子。兴王朱祐杬于成化二十三年七月十一日（1487年7月30日）受封兴王。朱厚熜的母亲蒋氏是北京中兵马指挥使（追封玉田伯）蒋斅的女儿。弘治五年（1492年），孝宗朱祐樘将蒋氏御赐给兴王朱祐杬当王妃，并为他主持了大婚。弘治七年九月十八日（1494年10月16日），兴王朱祐杬夫妇就藩湖广安陆州（今湖北省钟祥市）。弘治十三年（1500年），朱祐杬长子朱厚熙出生，但五日后即殇。

朱厚熜幼时就聪敏过人，他父亲教他读诗几次后就能准确背诵。稍大以后在父亲的指导下学习古籍，通《孝经》《大学》及修身齐家治国之道。不仅如此，他父亲还让他参加王府的祭祀和典礼，因此他很小的时候便熟悉了各种礼仪和规范。

正德十四年六月十七日（1519年7月13日），朱祐杬薨，享年四十四岁，得谥“献”，称兴献王，以亲王规制葬于钟祥市东北的松林山（嘉靖十年敕封为纯德山）。年仅十二岁的朱厚熜在长史袁宗皋的辅佐下，以兴王世子的身份接管王府。

（2）议礼之争

正德十六年三月十四日（1521年4月20日），明武宗驾崩。由于明武宗没有子嗣，在其弥留之际，首辅杨廷和预料到之后的继承人问题，他援引《皇明祖训》中“兄终弟及”的原则，在武宗驾崩后当天，杨廷和让司礼监请太后懿旨，正式宣布朱厚熜为皇帝继承人。

正德十六年三月十六（1521年4月22日），朝廷遣太监谷大用、韦彬、张锦、大学士梁储、定国公徐光祚、驸马都尉崔元、礼部尚书毛澄奉内阁拟定的明武宗遗诏前往安陆兴王邸迎朱厚熜。朱厚熜以兴王的身份接见了使团并接受了太后的诏书，在王府接受诸臣行礼，随后同使团前往京师。在朱厚熜及使团到达北京城外的良乡时，双方发生了第一轮冲突。礼臣建议朱厚熜尊孝宗为皇考，改称兴献王为皇叔父，援引北宋程颐议濮王礼的先例向朱厚熜进言，朱厚熜不允。根据朝廷礼官建议，请朱厚熜以皇太子的礼仪继承皇位。但朱厚熜并不接受，他对其右长史袁宗皋说：“遗诏以我嗣皇帝位，非皇子也。”大学士杨廷和等请求朱厚熜听从礼臣所出具的礼仪，由东安门入居文华殿，择日登极，朱厚熜不同意。双方互不妥协，最后由皇太后令群臣上笺劝进，朱厚熜在郊外受笺，从大明门入，随即在奉天殿即位。明世宗入京后，初拟定年号为“绍治”，世宗未用，拟定年号为“嘉靖”。

正德十六年四月二十一日（1521年5月27日），朱厚熜正式即皇帝位，次年改元嘉靖。明世宗继位不久，即命礼臣一起商议兴献王的封号。与杨廷和、毛澄为首的武宗旧臣们之间关于以谁为皇考（即宗法意义上的父亲），以及明世宗生父尊号的皇统问题发生了长达三年半的礼仪之争，史称“大礼议”。七月，进士张璁进言，请求明世宗“继统不继嗣”，请求尊崇生父，立兴献王庙于京师，明世宗命廷臣集议。杨廷和等抗疏力争，明世宗都不允许。明世宗不顾朝臣反对，于十月追尊生父兴献王为兴献帝，祖母宪宗贵妃邵氏为皇太后，母妃慈孝献皇后为兴献后。嘉靖元年（1522年）正月明世宗命称孝宗为皇考，慈寿皇太后为圣母，兴献帝后为本生父母。此事一直到嘉靖十七年（1538年）九月，兴献帝被追尊为“睿宗知天守道洪德渊仁宽穆纯圣恭简敬文献皇帝”，并将兴献帝的牌位升袝太庙，排序在明武宗之上，改兴献王墓为显陵，大礼议事件至此以明世宗的胜利最终结束。

（3）力革时弊

明世宗继位，就厘清明武宗在位时期的一系列弊政，政治上出现了清明的态势。重新录用正德年间因为直言进谏而获罪不用的诸臣，将明年的田租减半，自正德十五年以前未交的赋税尽数豁免。正德十六年（1521年）五月，罢大理银矿。于同月诛杀钱宁，六月诛杀江彬。释放内苑的珍禽异兽，令之后不得进献。

政治上，明世宗继位后勤于政务，整顿朝纲，推行新政。裁抑司礼监的权力，撤废镇守太监，严肃监察制度，严分厂卫与法司职权。重视任用张璁、夏言等贤臣，他吸取了前朝宦官当权乱政的教训，对宦官严加管束，中央集权得到复兴和加强，使朝政为之一新。明世宗也比较注意以人品和才干选拔官员。他多次降旨，要两京大臣、科道及在外抚按官询访贤才，明世宗表示：“如果有才识优异堪当重任的，应当不拘资格，从公举荐，吏部如果遇到空缺，也应当酌情简用，不许避嫌推托。”明世宗对外戚世袭封爵的制度作了变革，并成为永制。嘉靖八年（1529年），吏部方献夫奏称：“明仁宗洪熙以来，开始封赐外戚，其后外戚一门出现很多权贵，他们的爵位大多世袭相传。”故而有大臣建议明世宗开始实行：已经封爵的贵戚只令其一人终身，其子孙不得再承袭爵位。今后皇亲、驸马，都不得再请求册封爵位。这项制度经世宗裁定后成为永制，即便是世宗之母蒋太后的娘家及其妻陈皇后的娘家亦不准承袭世爵。

经济上，明世宗严惩贪赃枉法，勘查皇庄和勋戚庄园，还田于民。明朝从弘治到正德，间或有人提到土地失额的严重性，但尚未引起朝野普遍的注意和讨论。嘉靖八年（1529年），霍韬奉命修会典。他指出，从洪武到弘治，天下田亩已减强半。嘉靖时期，在一些地区不同程度地实行了赋役制度改革。嘉靖九年（1530年），桂萼在入参机务期间，曾上疏建策清查新增田地及编审徭役。明世宗批准施行。这次改革，因次年桂萼因病乞休归里而未能进一步展开。而桂萼所开创的将税粮与徭役各审定交银若干，统一征收，以求均平的“一条鞭法”的改革效果是显著的，为后世的赋役制度改革提供了借鉴。

文化上，明世宗即位后马上整肃科举制度，来确保选举的良性发展；倡行三途并用，激励士气；整顿学政，来强化学校的教育功能。改正孔子称号和典祀。明世宗执政前期，“资本主义”开始萌芽，文化和科技空前繁荣，优秀文学作品和杰出人物大量涌现，史称“天下翕然称治”。但是及至明世宗中年，边防费用日益增加，加上世宗大兴土木、迷信祷祀，导致皇帑日益削减。各个行业凋敝衰落，甚至变卖寺田，收赎军罪，尚且不能满足国家的财政需要，可见财政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4）崇道乱政

明世宗执政中期，朝政日渐腐化，由于国家承平日久，明世宗逐步丧失进取精神，日益腐化，滥用民力大事兴建，议大礼的成功，使世宗获得在宗法上的正统地位；与此同时，他还要借助道教来神化自己。而且明世宗迷信方士、尊崇道教，好长生不老之术，方士、道士们利用明世宗梦想长生不死和灵瑞现象的迷信，屡行诈骗之术，愚弄明世宗，使每年不断修设斋醮，造成巨大的靡费。

明世宗一改诸帝佛、道兼崇的习惯，而专奉道教，压制佛教。他对道教的崇信主要是迷信其斋醮方术，同时为了神化自己，他还为自己和父母加封道号。随着杨廷和的去职和大礼议的升级，明世宗的崇道活动也随之升温。斋醮的内容自祈雨雪、禳旱涝、祛病除灾以至求嗣延年，抗倭御虏几乎无所不有。他还赐给入直大臣道教冠服，百官斋醮时，派御史纠仪，派亲信察其不虔者。世宗对道教方术十分迷信，道士邵元节、陶仲文皆以祈禳祓除获幸，宠遇不衰。段朝用以烧炼术进，胡大顺以吕祖“三元大丹”进，其他以丹法秘书进者不可胜数，往往以此瞬息宝贵。明世宗还仿效宋徽宗故事，为自己和父母加封道号，直接神化自己。其父为“三天金阕无上玉堂都仙法主玄元道德哲慧圣尊开真仁化大帝，母为”三天金阕无上玉堂总仙法主玄元道德哲慧圣母天后掌仙妙化元君”，自号“灵霄上清统雷元阳妙一飞玄真君”，后加号“九天弘教普济生灵掌阴阳功过大道思仁紫极仙翁—阳真人元虚玄应开化伏魔忠孝帝君”，再加号“太上大罗天仙总掌五雷大真人玄都境万寿帝君”。又自号“雷轩”，“天池钓叟”。

嘉靖十九年（1540年），太仆卿杨最以谏监国议且直言求仙之荒谬，“杖死。廷臣震慑，大臣争谄媚取容，神仙祷祀日亟”，在明世宗的高压下，直谏之风渐息，一时“谄风滔天”。史称“古今献诗颂圣者……惟世宗朝最为繁夥”。可见明世宗对得宠的道士多赐以高官厚爵，百官的荣辱进退也往往取决于是否虔心奉道；对于直言批评朝政得失的官员，则残酷打击。

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十月，十几个宫女以杨金英为首，决心要害死明世宗，后失败，史称“壬寅宫变”。事后，明世宗便搬到西苑的万寿宫，不敢住在紫禁城的寝宫里。宫婢之变后，明世宗把转危为安归功于事玄之效，更加热衷于斋醮祈祷。他躬服道教衣冠，“以为祈天永命之事”；后妃宫嫔“皆羽衣黄冠，诵法符咒，无间昼夜寒暑”。

（5）内忧外患

嘉靖晚期，边事废弛，吞没军饷，倭患渐起。在嘉靖年间，“南倭北虏”始终是明朝的祸患。各地也爆发多起民变。此时东南沿海工商业发展起来，而海禁依然厉行，沿海民众和王直集团与朝廷的斗争非常引人注目。嘉靖二年（1523年）爆发了“争贡之役”，此后沿海治安多次陷入危机，明朝遂宣布中断一切贸易。期望以围堵的政策来减轻倭寇的威胁，但也断绝许多贸易产业链相关从业人员的生计，致使贸易地下化，商业纠纷无从解决，遂转成武力报复，倭寇之乱不减反增，造成“嘉靖倭乱”。

嘉靖三年（1524年），以后爆发多起大同兵变，嘉靖十四年（1535年）爆发辽东兵变，又发生广宁兵乱。在长城以北，蒙古鞑靼部首领俺答汗不断寇边，兵力动辄数万，甚至数十万，明王朝的腐败军队根本抵挡不住蒙古的骑兵。嘉靖十九年（1540年）正月，吉囊袭扰大同，杀明朝指挥周岐。六月，瓦剌部袭扰边塞。七月，吉囊入寇万全右卫，总兵官白爵在宣平迎击，将其击败。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春，俺答多次入塞袭扰。八月，俺答汗进犯延绥。十月，朵颜入寇，杀守备陈舜。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俺答称汗，遣使议和并求通贡，明世宗屡次拒绝。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明朝政府首次把王直集团骚扰沿海地区称为“倭人入寇”。

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六月，为武力逼迫明世宗答应互市，俺答率军犯大同，总兵官张达和副总兵林椿皆战死。因贿赂严嵩子严世蕃而任宣大总兵的仇鸾惶惧无策，以重金贿赂俺答，使移寇他塞，勿犯大同。八月，俺答移兵东去，八月十四日，入古北口，杀掠怀柔﹑顺义吏民无数，明军一触即溃，俺答长驱入内地，营于潞河东二十里之孤山（今通州东北）、汝口等处，京师戒严。明世宗急集兵民及四方应举武生守城，并飞檄召诸镇兵勤王。俺答兵在城外自由焚掠，凡骚扰八日，于饱掠之后，得到明朝通贡的允诺，仍由古北口退去，史称“庚戌之变”。事后，严嵩又杀执行他的命令的兵部尚书丁汝夔以塞责。俺答以武力成功逼使明世宗答应开市，但北部边境蓟辽地区的滋扰直到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方消停。

葡萄牙人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取得入居澳门的特权。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来自日本的仅有53人的倭寇从浙江绍兴上虞县登岸的，洗劫浙、皖、苏三省，攻掠芜湖、太平等州县二十余处，直逼留都南京城下，横行80余日，杀死杀伤官兵四五千人。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爆发振武营兵变。嘉靖四十年（1561年），戚继光率戚家军等在台州九战九捷，歼入寇台州之敌。此后，戚、俞联合，基本肃清福建、浙江倭寇。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戚继光与俞大猷二军配合，击灭盘踞在广东、南澳的倭寇，东南沿海的倭寇最后荡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