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国奥运会盈利榜，日本亏130亿，北京奥运排第3，第1名十分意外

同样是办一场奥运会，为什么有的城市欠下几百亿的债务几十年还不清，有的却能装满口袋赚得盆满钵满？更奇怪的是，那个排在盈利榜第一位的城市，没花政府一分钱，甚至连场馆都懒得新建，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先说眼下的事。国际奥委会前不久又把2036年夏季奥运会的申办截止日期往后推了一次，主办城市要拖到2029年才见分晓。

放在二十多年前，这种消息简直不可想象——那时候一座城市为了拿到主办权，能拉着整个国家一起熬十年。1993年那个夏夜，中国人守在电视机前等蒙特卡洛开票，结果北京只差两票就输给了悉尼。

很多老人现在回忆起来，还记得电视里那种失望的空气。到了2001年7月13日，第二次申办终于成功，天安门广场瞬间被人潮塞满，长安街上的汽车鸣笛响了一夜。

那种全民狂欢的场面，如今很少见了。原因也简单——现在的城市越来越在意一件事：钱花出去，赛后收得回来吗？

东京奥运会就是最典型的一个例子，也是至今被反复拿出来讨论的教训。日本当年递交申办材料时，官方给出的账面预算大约是73亿美元。

等到2021年那届迟到的奥运会闭幕，实际花出去的钱接近130亿美元，是原本预算的三倍左右。差距之大，让日本国内媒体也发出了阵阵抱怨声。

如果再把残奥会一起算进去，东京都政府自己估算的总费用大约在两万亿到三万亿日元之间。有人用东京居民人数简单一除，得出的结论是相当于每个东京市民多背了一万日元的账。

当然，这只是一种粗略比喻，并不是说这笔钱真的按人头收税。但对普通市民来说，这种数字看着就是心里一沉。

更麻烦的是，赛前建材涨价、疫情推迟、观众不能进场，都把成本一推再推，收入却少了一大截。其实国际奥委会那边并不亏。

公开数据显示，2017到2021这一个奥运周期，奥委会光是靠转播权、赞助等收入就进账76亿美元。只是这笔钱大部分不会流回主办城市，两边算的账根本不是一本。

主办城市要出的是场馆、交通、安保、公共服务这些真金白银的大项开销，奥委会靠的是自己一整套商业体系。所以外界看到某届奥运会“赚了”，往往指的是全球盘子上的收益，落到本地财政上就是另一回事。

比东京更早尝到苦头的，是2004年的雅典。希腊政府一开始的预算是46亿欧元，最终花掉大约70亿。

奥运结束后，希腊经济增速一路下滑，紧接着又赶上了那场拖了很多年的债务危机。一些经济学家把奥运超支列进希腊债务问题的诱因之一，但也强调这不是唯一原因——长期赤字、债务结构、外部经济环境都掺了一脚。

可雅典留下的一些场馆的确让人揪心，赛后没什么用处，杂草丛生，维护费却停不下来。牛津大学赛德商学院曾做过一项研究，从1960年以来纳入统计的每一届奥运会，全部都出现了成本超支，平均超支幅度约179%。

这不是说每座城市所有的钱都超了这么多，但它至少说明一件事：办奥运会想按预算走完全程，几乎办不到。竞赛场馆是超支的大头。

一届标准的夏奥会通常需要三十到四十个比赛场馆，还要加上大量训练设施。东京那座新国立竞技场最初预算约13亿欧元，中间因为设计方案调整、材料涨价，账单一次次被推高。

场馆建好只是第一步，能不能长期用下去，才是决定亏赚的关键。综合体育馆、游泳馆这种还好办，可以接商演、接比赛，一些冷门项目场馆就不同了，观众不多、赛事有限，空着不用也得掏电费和人工。

安保也是笔看不见的巨款。伦敦奥运会光安保就砸进去10亿欧元以上，索契冬奥会的相关开支更是被外界估到20亿欧元开外。

这些钱几乎无法靠门票回本，可少一分都不行。再加上交通、机场、地铁、酒店这些配套，有的确实是城市原本就要建的，不能全部算成办赛亏损。

可对政府来说，融资得还，工期得赶，一旦超出实际需求，赛后的财政负担立刻就压上来了。也正是在这样一堆惨案里，北京2008年那届反倒成了个正面样本。

根据官方公布的结算数据，北京奥运会实现收支结余超过10亿元人民币，在历届奥运盈利榜上排在第三位。这个成绩，其实和当年的时机分不开。

2001年时，中国刚刚加入WTO没几年，GDP排名世界第六，正处在城市大规模升级的阶段。首都机场三号航站楼、多条地铁线、大量道路，本来就在规划之中，借着奥运的节奏推进，节奏更快，也更容易被赛后的城市生活吸收掉。

鸟巢和水立方是另外两个关键。它们没有像雅典那些场馆一样被闲置，赛后陆陆续续接了旅游参观、大型演唱会、冰雪嘉年华、单板滑雪世界杯等各种活动。

哪怕鸟巢每年维护费超过1亿元、一天二十多万，只要能持续办活动，账就不难看。不过要说奥运盈利榜真正的“意外之王”，还得数排在第一的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

当时的组织者叫彼得·尤伯罗斯，是个美国商人，被政府请来接下这个烫手山芋，因为那会儿几乎没人愿意办奥运——1976年蒙特利尔亏得欠债还了三十年。尤伯罗斯是从旅游业里做出来的人，脑子里满是生意经。

他一上来就干了几件颠覆传统的事：不建新场馆，能借的借，能改的改，绝不重新盖；不要政府拨款，一分都不要；把赞助权限量卖，一个行业只留一个位置。他把可口可乐、麦当劳这些大公司拉进来，让它们互相抬价，再花大钱竞标独家权益。

转播权也被他玩到了新高度，直接把美国电视台之间的竞价推上历史新高。最终，那届奥运会实现盈利约2.25亿美元，成为奥运历史上的一次真正转折。

从那以后，奥运会才从“政府赔本赚吆喝”的形象工程，慢慢变成了一门可以用商业逻辑经营的赛事。尤伯罗斯后来被评为《时代》周刊年度人物，也被写进了很多商学院教材，成了体育商业化的教科书式人物。

而放到今天，情况又变了。年轻人不再守着电视看开幕式，短视频和碎片剪辑成了主流入口。

国家想展示形象，也不必再全押在两周的比赛上，社交媒体、影视、旅游、科技，都能达到差不多的效果。所以能不能盈利，早就不能只看开幕那晚的烟花放得多不多。

交通改善、就业带动、公共服务升级，这些都是长期账，只是这笔账必须老老实实算清楚，不能拿来遮盖眼前的超支。奥委会赚的钱，跟主办城市赚不赚，是两码事。

未来还会有城市想办奥运，但门槛已经悄悄换了。有的国家想借它推旅游、拉多元经济，有的想改善国际形象。

但真正决定成败的，不是场面有多大，而是这些新建的东西，赛后还有人愿意用吗？想清楚这个问题，比造一座漂亮的鸟巢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