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0年春，上海浦东，公安17师侦察干部吴虎面对的，不是战场上的公开交锋，而是一张藏在工厂、村镇和海岸线之间的暗网。
上海解放后，国民党军政人员撤离，但潜伏人员并未全部离开。有人藏进工厂，有人混入乡村，还有人借海上交通秘密往来，等待重新建立指挥关系。对公安部队而言，枪声少了，斗争却更加隐蔽。
吴虎原是第三野战军的一名营级干部，有过地下工作经历。1950年3月，他被调入淞沪警备区系统。郭化若曾找他谈话，意思很明确：前线作战靠冲锋，秘密战线靠判断，二者都需要胆量，却不是同一种胆量。
公安17师驻守浦东，防区从吴淞口延伸至浙江一带，沿海滩涂、河网和村落交错，给潜伏和偷渡提供了便利。吴虎到任后没有急于抓人，而是先摸清人员关系、接头方式和活动范围。
一次空投事件，让他看出了敌方的手段。1950年2月6日，国民党飞机轰炸杨树浦电厂时，又在郊区投下两个人。部队赶到后，发现落地的竟是两具尸体。
尸体身上有地图和装备，看起来像是潜入人员。吴虎仔细检查后，却发现两人在离开机舱前就已中弹，而且属于近距离射击。他判断，这不是一次真正的投送，而是故意制造的假象。
调查证实，两人原是金门战事中被俘的解放军战士。敌人把尸体和装备一同抛下，目的在于吸引公安部队注意，为真正的潜入行动制造空隙。这个细节，使吴虎开始重点盯住海岸和市内联络点。
当时，浦东一带有一支名为“反共救国军海北纵队”的武装，首领代号“海狼”。吴虎从被捕人员口中得知，所谓“海狼”其实是上海一家木材加工厂的工人李文达。
李文达身份暴露后，活动反而更加谨慎。吴虎没有立即收网，而是把他置于监控之下，等待台湾方面派人联络。办案不能只看眼前一个人，更要看他身后的关系网，这个判断决定了后续行动的成败。
为了让李文达放松警惕，吴虎借一名被捕人员的身份制造消息，对外声称“李文达”已经落网。李文达误以为危险解除，重新恢复接头，潜伏在上海周边的人员也逐渐露出踪迹。
不久，一艘帆船在南汇、川沙交界海岸强行靠岸，八十多名武装人员向边防哨所发动冲击。战斗声势很大，撤退却异常有序。吴虎由此判断，这场行动更像是掩护，而非真正的登陆。
审讯俘虏后，答案浮出水面。国民党保密局少将、淞沪区负责人陆亚尘，正借混乱潜入上海。他的任务，是整合情报系统，扩大潜伏范围，并建立较为稳定的指挥据点。
吴虎顺着联络关系，盯住了情报站负责人李苗首。陆亚尘果然现身，二人刚接头，侦察人员便迅速进入，将其一并抓获。审讯表明，敌方在浦东设有两套系统：陆亚尘负责情报，李文达负责武装行动，彼此平时并不直接干预。
陆亚尘被捕后，李文达并不知情。他误以为公安部队已经放松警惕，于是指挥人员重新活动。吴虎没有立即惊动对方，而是耐心记录其联络和行动轨迹，待主要成员位置基本明确，才下令集中收网。
1950年5月21日，胡肇汉在一处布店被捕，和他同时落网的还有二十多名骨干。胡肇汉曾在上海周边活动，后来接受特务训练，又以“老板”为代号组织破坏。他并非戏剧中简单粗鲁的形象，而是熟悉地方关系、手段复杂的匪首。
胡肇汉的暴露，也有偶然因素。其部下史云泉被捕后，交代了一个秘密藏身点；相关人员进一步供出了上海联络地点。胡肇汉自以为安全，竟在同一地点召集多人开会，违反了秘密活动中避免集中聚会的规矩，结果被一举擒获。
1950年12月1日，胡肇汉在苏州经公审后被处决。吴虎所领导的侦察行动，则前后抓获陆亚尘、李苗首、李文达等三百余名匪特，许多人员原本隐藏在工厂和机关之中。
郭化若在回忆上海肃清匪特的工作时，特别提到吴虎。此后，吴虎由侦察科副科长升任科长，继续负责政保和侦察工作。
1956年1月，毛主席到上海视察，郭化若陪同。谈到公安战线的人才时，毛主席问道：“你手下那个抓了不少特务的科长，现在在哪里？”
郭化若回答，吴虎已经调往浙江军区。毛主席随即说：“这是公安战线的优秀人才，要妥善使用，也要培养更多侦察干部。”
那次谈话之后，吴虎先后在浙江军区、南京军区从事政保工作，直到晚年离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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