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顺治九年，京师宗人府议设宗学，清廷面对的并不只是读书问题，而是如何让庞大的宗室队伍服从制度。皇子、王孙既是皇族血脉，也是八旗秩序中的特殊群体，他们的爵位、俸禄和日常供养，都由朝廷以成文规制加以安排。
清代宗室爵制并非入关后突然出现。努尔哈赤时期已经有了分封基础，皇太极在此基础上加以整顿，入关后逐步形成较完整的等级体系。亲王、郡王、贝勒、贝子以及镇国公、辅国公等爵位，既代表身份，也关系到政治待遇和经济来源。
顺治六年，清廷曾规定宗室爵位依父辈递降承袭。亲王之子，一人可承亲王，其余降为郡王；郡王之子，一人袭郡王，其余降为贝勒。爵位再往下，依次过渡到贝子、公爵和将军等等级。
这套办法并不意味着所有爵位都能永久保持。康熙二十三年，承袭规则进一步调整，亲王嫡子改称世子，郡王嫡子称长子，其他子弟所承爵位也有所下降。乾隆年间，朝廷又对递降幅度作出宽缓处理，部分爵位降至镇国公、辅国公后，便可世袭罔替。
有意思的是，清代宗室承袭并不完全按照年龄来安排。康熙以前，皇子通常十五岁左右请封；康熙二十年以后，亲王以下子弟多在二十岁时列名引见。但如果爵位持有人去世，承袭者即使年幼，也可以接掌爵位。
因此，清代出现过不少年纪极小的王公。敬谨亲王尼堪去世后，其子尼思哈仅三岁便承袭亲王爵位；礼亲王代善的后裔崇安六岁袭封康亲王；肃亲王豪格之子富绶九岁成为显亲王。年幼的王爷未必能够处理政务，却先拥有了相应的身份和待遇。
当然，能够世袭亲王的家族并不普遍。清初军功勋旧诸王中，有所谓“铁帽子王”，爵位可以世袭罔替。此后，怡亲王、恭亲王、醇亲王、庆亲王等家族，也曾因皇帝特恩获得类似待遇。多数宗室则要依规定逐代递降，身份仍在，等级却会变化。
爵位的价值，最直接地体现在经济供给上。康熙六年，清廷规定皇子分封后，按爵秩拨给庄园、人丁以及佐领。亲王可以获得粮庄、果园、瓜园等产业，并拥有数量可观的属下人口。部分亲王还掌有满洲、蒙古、汉军及内务府所属佐领，实际控制的丁口远超普通官员之家。
郡王、贝勒和贝子所得庄园、人丁依次减少，但仍远非寻常旗人可比。这里的“人丁”并不是单纯的家仆，而是与旗籍、差役和生产供给相联系的编制人口。朝廷将他们纳入王府体系，既保证王公生活，也维持八旗贵族的社会地位。
俸禄同样十分优厚。顺治元年，清廷规定亲王岁支俸银一万两，郡王五千两，贝勒二千五百两，贝子一千二百五十两，镇国公和辅国公六百二十五两。顺治十六年又规定，王公按俸银数量支领俸米，亲王一年可领万斛，郡王则为五千斛。
这个差距很醒目。清代正一品文官的常规俸银，加上柴薪等补助，一年不过数百两，和亲王的岁俸不能相提并论。王公若奉特旨加赏，收入还会进一步增加。雍正三年，怡亲王允祥因总理事务谨慎忠诚，获加俸银一万两；咸丰十一年，恭亲王奕䜣因参与处理政局，获赏亲王双俸。
王府的供养也不止银米。亲王府可设长史、护卫、典仪等属官二十九人，郡王府约二十人，贝勒府亦有相应编制。这些人员既承担礼仪、警卫和文书事务，也使王府成为一个拥有自身秩序的小型机构。宫中供给的内侍人数，虽在嘉庆年间一度受到限制，后来又有所放宽。
经济上的优待，还延伸到宗室任职。宗人府的宗令、宗正等职位，常由亲王、郡王担任，除爵位俸禄外，另有职务津贴。光绪年间，宗令礼亲王世铎、宗正肃亲王善耆等人，每月都能领取相当数额的津贴。
不过，朝廷并非只给待遇而不作要求。皇太极在天聪五年便下令贝勒、大臣子弟读书，目的在于通晓礼义、熟悉政务。顺治九年设立宗学，规定未封爵宗室年满十岁可以入学，学习满文，并视情况学习汉文和经史。
皇子教育更为严格。清代制度规定，皇子六岁左右进入上书房，学习经史、满文、汉文及诗赋策问，清晨入学，至下午方可离开。皇帝还会亲自过问功课。有人曾问皇子为何每日苦读，师傅的回答很直接：“宗室身份越高，越不能不知礼法。”这句话虽是后人转述，却符合清廷对皇族教育的制度要求。
爵位承袭保障了宗室的身份延续，庄园、人丁、银米和属官则构成了他们稳定的经济基础，宗学与上书房又试图把这种特权置于礼制和皇权约束之下。清代宗室制度的特点，正是在“给养”与“管束”之间同时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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