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喊出“端王轻佻，不可君天下”，却因此被钉在奸臣传里九百年

北宋元符三年，哲宗驾崩，没有留下子嗣。

向太后召集宰执议事，讨论立谁为帝。宰相章惇开口就说：按礼法，当立哲宗同母弟简王。

向太后摇头，说神宗诸子，申王年长但有目疾，接下来就是端王。章惇立刻接话，说了一句被《宋史纪事本末》记下来的话：

“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

端王，就是赵佶，后来的宋徽宗。

向太后没有理会。曾布站出来指责章惇“大逆不道、目无太后”。章惇一个人，站在满朝文武的对立面，反对立赵佶为帝。

他输了。赵佶登基，就是那个后来被金人掳走、客死五国城的宋徽宗。

十七年后，靖康之变，北宋灭亡。

章惇被贬死，没能看到那一天。但他那句“端王轻佻，不可君天下”，成了北宋最准的一句预言。

然而在《宋史》里，章惇的名字排在《奸臣传》中，甚至排在秦桧之前。

一个说对了亡国之君是谁的人，被正史定性为“奸臣”。骂他的和被他骂的，到底谁错了？

章惇的“奸”，是从哪里开始的？

他是建州浦城人，嘉祐二年进士。那一榜后来被称为“龙虎榜”，同榜的有苏轼、苏辙、曾巩、程颢、张载。但章惇考中之后，发现状元是自己的侄子章衡，觉得丢人，扔了敕书回家，两年后重考，又中了。

好胜到这个地步的人，做事不会含糊。

熙宁年间，王安石变法，章惇是坚定的支持者。他受王安石赏识，被派去经略湖南南北江群蛮，把两江地区纳入郡县管理。后来回朝，做到知制诰、直学士院。

变法的核心圈子里，章惇是实干的那一类。

元祐年间，高太后垂帘，旧党上台，新法尽废。司马光要把宋军辛苦打下的安疆、葭芦、浮图、米脂四寨还给西夏，章惇坚决反对。他和司马光在朝堂上吵，直斥司马光为“村夫子，无能为”。

司马光骂不还口，但章惇被赶出了朝廷。

哲宗亲政后，章惇拜相，开始全面恢复新法。他“凡元祐所改，全都恢复”。旧党人物一个个被贬，包括他年轻时的好友苏轼。

苏轼被贬到惠州，章惇觉得他过得太舒服，又贬到海南。苏辙被贬到雷州，章惇不让他在官舍住，逼他租民房，再以“强夺民居”的罪名抓房东来审，直到苏辙拿出租约才罢休。

这些事情，确实做得狠。

但问题在于：北宋的党争，本来就是这么打的。

元祐年间，旧党对章惇的打压同样不择手段。高太后一死，哲宗亲政，新党翻身，旧党被清算。章惇做的，是当时政治斗争的常态。

他真正得罪的人，是后来写史书的人。

章惇最让人意外的一件事，发生在西北。

元祐年间，司马光主和，要把宋军打下的土地还给西夏，章惇反对。哲宗亲政后，章惇对西夏采取强硬路线。

他命章楶经营平夏城。元符元年，西夏梁太后亲率数十万大军围攻平夏城，昼夜疾攻十三天，造高车填壕而进，打不下来，粮尽退兵。章楶随后派折可适、郭成率两千轻骑夜袭，俘获西夏名将嵬名阿埋和监军妹勒都通，“尽俘其家，虏贼三千余、牛羊十万，夏主震骇”。

这一战之后，“夏自平夏之败，不复能军，屡请命乞和”。

章惇又下令沿边诸路相继筑城，拓境五十余所。 西夏向辽国求救，辽国派使者来劝和，章惇拒绝。辽使带着宋方回复的箭子不肯走，说没有“休退兵马，还复疆土”八个字就不收。曾布劝章惇让步，章惇说：“夏国作过未已，北使虽来劝和，亦须讨伐。”

一个“奸臣”，打服了西夏，硬扛了辽国。

后来《宋史》把他这些功绩写成什么？四个字：“肆开边隙。”

开拓边疆，在《宋史》的笔法里，成了罪状。

章惇还有一件事，值得说。

他当宰相时，从不给自己人开后门。史载他“不肯以官爵私所亲”。他的儿子章援考进士，是苏轼知贡举时录取的，章惇没有干预。

但最有意思的，是他和苏轼最后的往来。

苏轼被赦北归，章惇已经被贬到雷州。章惇的儿子章援怕苏轼报复，写了一封长信给苏轼求情。苏轼回信说：

“某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增损也。闻其高年，寄迹海隅，此怀可知。但以往者，更说何益？”

苏轼没有记恨章惇。他称章惇为“丞相”，说四十年交情没有变，过去的事不用再提了。他还叮嘱章援好好照顾年迈的父亲，寄了药方过去。

一个被章惇贬到海南的人，在章惇落难时选择了原谅。

苏轼的宽容，反衬出章惇对老友下手确实够狠。但苏轼自己都没有把章惇当“奸臣”看，后人又凭什么？

章惇被列入《奸臣传》，根本原因不是他做了什么。

是靖康之变后，南宋需要找替罪羊。

北宋亡于徽宗、蔡京集团，这是事实。但皇帝不能承担亡国责任，于是罪责被往前推，推到王安石变法，推到新党。章惇是哲宗朝的新党宰相，又反对过立徽宗，在正统史观里，他成了一个“复杂”的存在——反对过亡国之君的人，反而被写成奸臣，只因为他属于新党。

近代学者喻世华把这种现象称为“章惇现象”：一个人的真实作为与身后评价之间，出现了巨大的反差。这种反差，与北宋灭亡后的政治变局直接相关。

写《宋史》的是元朝人，他们沿用的史料，来自南宋旧党的记述。 旧党对章惇的恨，从元祐年间一直延续到南宋灭亡。章惇被写进奸臣传，和秦桧并列，不是因为他做了秦桧做的事，而是因为写史书的人，和他的政敌站在一起。

章惇死前，被一贬再贬，最后死在睦州贬所。

他大概早就预料到了这个结局。一个在朝堂上敢当着太后和满朝文武的面说“端王轻佻，不可君天下”的人，不可能不知道得罪人的代价。

他得罪的不是某个人，是整个后来掌握话语权的群体。

他打服了西夏，拓边五十余城。他恢复新法，清算旧党。他反对立赵佶，说对了亡国之君的名字。

一个奸臣，做了忠臣该做的事，说了忠臣该说的话。

而骂他是奸臣的人，写了九百年史书，却没能让北宋不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