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揭露“三鹿奶粉”的上海记者，4年后辞职，17年后变成这样了

2025年12月上海，简光洲接受采访那天，穿一身西装、白衬衫，人比十几年前胖了一圈。

他说：应酬太多，为了生活。

办公室在一所大学里，很安静。书柜最显眼的位置摆着中国新闻奖的奖杯，上面积了一层灰。

17年前，就是这个人第一次在报纸上写出“三鹿”两个字。一篇压到1900多字的稿子，把中国乳业的大问题摆到了全国面前。

按常理，写出这种报道的人往后该有个好去处。

但简光洲走的路不一样：2008年全国记住了他，2012年他从报社离开，再出现时已经成了生意人。

线索是简光洲从一条不起眼的行业简讯里看到的。

2008年8月底，简光洲在《东方早报》中国新闻部的工位上刷新闻。一条简讯写着，同济医院小儿外科开展的一项新技术，已经让6名“结石娃娃”脱离了生命危险。

婴儿得肾结石本来就少见，医院还主动宣传这种手术。简光洲打电话过去，医生说这样的病例最近收了三例，以前一年也碰不到几例。

他追问那几个孩子有没有共同点。医生想了想说，家长好像都说，喝的是三鹿奶粉。

简光洲要来家长的电话，一个个打过去。三个家庭分别来自江西、河南、湖北，互相不认识，说法却一样：孩子喝的是三鹿，因为肾结石住进了医院。

2008年9月8日，兰州解放军第一医院又收下一名8个月大的婴儿，双肾结石。这已经是这家医院三个多月里收到的第14个同样病症的孩子。

几个城市，同一段时间，冒出一批同样的罕见病例。简光洲判断，这里头一定有共同的源头。

2004年，他和同事报道过阜阳的“大头娃娃”，也是奶粉把婴儿吃出了病。相似的场面又摆到了眼前。

简光洲把事情捋了一遍：婴儿进嘴的东西不多，母乳、奶粉、水。如果是水出了问题，不会武汉、兰州一起出事。剩下的共同点只有一个。

交稿前，他给三鹿集团总部打了电话。对方先说已经知道甘肃有婴儿患病，随后又回话强调，已经委托甘肃当地的质检部门检验过，产品是合格的。

这个回复反倒让他心里有了数。电话是见报前一天下午下班前打的，当天送检，第二天不可能出结果。对方提前送检，说明他们自己也知道有麻烦。

真正让简光洲睡不着的，是稿子发出去之后的事。

2008年的三鹿不是小厂，产品摆在千家万户的货架上。地方媒体写这类事，习惯用“某企业”含糊过去。第一个点名的人要担什么，简光洲心里清楚。

见报那天是2008年9月11日。《东方早报》用A20版的半个版面登了出来，标题是《甘肃14婴儿同患肾病 疑因喝“三鹿”奶粉所致》。

见报前一晚，他把工位收拾得一尘不染，私人物品全部带走。

他后来回忆，当时以为自己第二天就会被开除。

见报当天，三鹿集团给他打了几十个电话，希望把稿子撤下来，不然就起诉。门户网站的评论区里骂声也起来了，有人说他收黑钱，打击民族企业。

转机出现在当天晚上。8点多，新华社发消息，卫生部表示高度怀疑三鹿牌奶粉受到三聚氰胺污染。随后，三鹿宣布召回产品。

国家的专项检查跟着铺开，22家婴幼儿奶粉企业的69批次产品，检出了含量不同的三聚氰胺。

到这一步，事情才彻底翻过来。简光洲点出的那个名字，被官方调查坐实了。

三聚氰胺事件之后，简光洲成了《东方早报》的首席记者。

也正是这场风波，推动了2009年《食品安全法》的出台。中国的食品安全监管从这一年起换了思路，从出了问题再查，转向提前设防。后来被称作最严格的乳品监管体系，就是这样一点点建起来的。

2009年，这组报道拿下中国新闻奖一等奖，简光洲本人也当选2008年度新锐人物。风光归风光，日子却越来越难过。

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上下班路上有陌生车辆跟着。能发的稿子越来越少，不少选题报上去就被退。

真正压住他的，是另一头。

2003年他刚当记者时，工资是每月六七千元。到2012年，这个数几乎没怎么动。还完房贷，剩下的就不多了。

2012年8月28日，女儿一周岁生日那天，简光洲从《东方早报》离职。

他在微博上写下：东早10年，是我人生中最宝贵的青春，所有的悲欢，所有的梦想，所有的忍受，都是因为那份纯真的理想。好吧，理想已死，我先撤了，兄弟们珍重。

那几年，纸媒的日子一天不如一天。2017年元旦，《东方早报》出了最后一期。和他同期跑调查的记者，还留在一线的屈指可数。

离开报社以后，简光洲做起了品牌传播和财经公关，后来创办了自己的公司。

这个转身当年引来不少议论。一个专门揭企业黑幕的人，转头去帮企业做形象，听起来别扭。

简光洲给公司定了规矩：虚假宣传的单子不接，有安全问题的客户不碰。他讲过，当年就是揭造假的，现在不可能自己打自己的脸。

2024年，他推出了一款酱香型白酒，用他自己的姓做品牌，叫“简酒”。

名字取自《易经》里的“乾以易知，坤以简能”，广告语只有四个字：大道至简。

据公开报道，这款酒走亲民路线，不请明星代言，酿造流程对外公开。

有人说，记者去卖酒，是靠当年攒下的名声换钱。简光洲不太回应，更多时候是去学校讲课，讲当年怎么在深夜里把稿子发出去。

2025年12月，经济观察报做年终特刊，记者再去采访简光洲。问起当年的事，他语气平静。他说过一句：“我只是一个记者，凑巧知道了真相，不能装瞎。”

一个揭黑的人，最后去做生意。这件事，很多人到今天还想不通。

把两个时间点摆在一起，就能明白简光洲当年为什么走。2003年他刚进报社，一个月六七千块；2012年他离开，这个数几乎没变。一个能写出全国头版头条的记者，养不起自己的家，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难处。

简光洲留下的东西，比自己想的要久。三鹿倒下之后，全国乳业的规矩重新立了一遍，抽检、追溯、召回，一样样补齐。今天家长给孩子冲奶粉，很少有人再先捏一把汗。

当年在病房里哭过的父母，如今孩子已经成年。简光洲也从三十出头的记者，变成了五十多岁的人。

十七年过去，简光洲穿上了西装，人也胖了。那间安静的办公室里，书柜上落了灰的奖杯，还摆在那里。

真相不会因为写它的人换了行当，就少一分。2008年那个深夜，有人顶住压力，把“三鹿”两个字印在了报纸上。这件事，比他后来做什么生意都更值得记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