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4年，福建建瓯，军统东南特训班的课堂上，中校教官陈光庚面对一批即将进入实战岗位的学员，讲授的并不是普通军校里的队列、射击和战术，而是如何在极短时间内制服目标。这类课程后来被写进回忆录，也留下了一个颇具争议的说法：特训班曾把“点穴”列为制敌手段。
先得说明，所谓“点穴杀”并非经过现代医学验证的神奇功夫。关于它的记载，主要来自军统人员的回忆，而回忆录既有亲历细节，也难免掺杂个人判断。因此，不能把书中的描述，直接当作已经被证实的事实。
军统大规模开办特训班，始于抗日战争时期。戴笠试图仿照军校体系，建立一支听命于军统局的专业力量。临澧、黔阳、息烽、兰州以及建瓯等地，都曾设立过规模不小的训练机构，课程内容涉及情报搜集、跟踪监视、化装潜伏、爆破、射击和近身格斗。
1939年春，邹凤唫原本抱着抗日报国的想法投笔从戎，经过上饶初试、衡阳复试后，被送往息烽。他起初以为自己进入的是一所普通军校，到了那里才知道，这实际上是军统特训班。这样的招生方式，也说明军统有意淡化机构性质，以便吸收不同背景的青年。
训练并不止于课堂。建瓯东南特训班曾组织学员进行战地实习，一批人化装进入福州，向日伪机关和仓库设置爆破点；另一批人则乘夜突袭海岛上的日军仓库。陈光庚记录过这些行动，但没有交代具体伤亡。把学员直接投入危险行动，既是考核，也是在用实战筛选人。
特训班的核心目标，说穿了就是培养能够独立执行任务的人。陈光庚回忆，课程大致分为刀杀、枪杀、勒杀、毒杀和点穴杀五类。这样的分类，未必代表一套统一教材，却反映出军统训练中对“迅速解决目标”的高度重视。
射击训练最为常见。学员每天练习，目标既有固定靶，也有移动靶，还要进行单手装弹、双手射击等训练。野外训练甚至把飞禽走兽作为目标。陈光庚曾说，真正能够打中飞鸟的学员并不多，附近百姓饲养的家禽、家犬反倒遭了殃。这段记载虽带有调侃意味，却能看出训练管理相当粗疏。
刀杀训练同样强调突然性。沈醉回忆，自己年轻时曾使用淬毒竹刀刺杀叛徒。至于毒杀和勒杀，回忆录往往写得含混，原因并不难理解：这类内容牵涉具体操作，也常伴随残酷的实验。军统训练并非只有课堂演示，有些学员还被要求在行动中验证所学。
点穴课程的记载，则明显带有江湖色彩。陈光庚说，东南特训班第一期曾请来一名自称得过峨眉山传授的和尚，绰号“罗汉”；第二期的教官是山东人刘金生。前者被描述为擅长拳术和医术，能够通过按压身体某些部位，使人暂时失去行动能力，再设法恢复。
陈光庚还记过一次现场示范：教官用手指在学员身上一点，对方随即倒地，过了一段时间再次施术，学员逐渐恢复意识。这个故事在当时或许足以震慑旁观者，但从医学角度看，昏厥、疼痛性休克、神经受压等情况，都可能造成类似表象，不能仅凭一次演示就认定存在所谓“杀人穴位”。
有学员曾问：“这种功夫真能用于行动吗？”教官的回答大意是，点穴主要用于制服，而不是单纯取命。换句话说，它更接近近身控制术的说法。人在高度紧张、剧烈搏斗的环境中，目标是否配合、位置是否准确、力量是否足够，都会影响结果。
戴笠于1946年3月17日因飞机失事身亡，军统内部随之发生变化。沈醉等人的回忆表明，后来一些训练班纪律松弛，教官水平参差不齐，装备管理也出现问题。所谓“特训”逐渐被部分人当成履历上的装饰，早期那种高强度、重实战的做法很难维持。
因此，军统特训班确实存在近身格斗和特殊制敌训练，刀、枪、勒、毒等项目也有回忆材料可相互印证；至于“点穴杀”，更适合视为江湖技法、心理震慑与人体控制经验混合而成的课程传闻。它在回忆录中留下了位置，却没有足够证据证明能够像武侠故事那样一指定生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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