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外相气急败坏，终于露出真面目：不准中国援引“敌国条款”

围绕《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日本政府最近把一场持续多年的法律和历史争论重新推到了国际政治前台。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再次要求删除宪章中有关“敌国”的表述，随后，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又公开表示，任何国家都不存在援用这些条款的余地。

中方在联合国场合明确反对日方主张，强调有关条款作为战后国际秩序的一部分仍具有现实意义。

于是，一个看似早已淡出国际政治中心的问题，再次成为中日之间围绕历史、安全政策和战后秩序展开交锋的焦点。

高市早苗在联合国大会发言时明确提出，应删除《联合国宪章》第53条、第77条和第107条中关于“敌国”的内容。

日本政府给出的理由并不是第一次出现。

早在1995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第50/52号决议，认为随着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这些条款已经“过时”，并表示有意按照《联合国宪章》第108条规定的程序，在适当时候推动删除。

日本因此认为，国际社会早已形成政治共识。

茂木敏充在9月29日的记者会上正是抓住这一点。

同时，东京将继续把删除“敌国条款”与联合国安理会改革联系起来推动。

原因并不复杂。

根据第108条，修正案不仅需要联合国大会三分之二成员通过，还必须由三分之二联合国会员依照各自宪法程序批准，其中必须包括安理会全部常任理事国。

第107条本身针对的是“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果而采取或授权的行动”，第53条则存在特定历史条件和制度语境。

联合国大会1995年已经正式把这些条款称为“过时”，这也是日本不断强调其“事实上已经失去适用空间”的主要依据。

真正让这场争论升温的，是日本安全政策本身正在发生明显变化。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在9月的联大答辩中明确指出，中方反对日方要求删除“敌国条款”，并把问题与日本近年来扩大军费、放宽武器出口、推进中远程导弹能力建设以及讨论安全政策调整联系起来。

中方的核心立场是，战后日本的和平发展道路建立在反省侵略历史、同军国主义切割的基础之上，因此评价今天的日本，不能只看东京如何描述自己，更要看实际军事政策发生了什么变化。

这种担忧并非脱离现实政策。

日本防卫省公布的2026年度数据表明，仅防卫力整备计划相关岁出预算就达到约8.81万亿日元，比上一年度继续增加。

日本近年来重点投入的领域包括远程防区外打击能力、综合防空反导、无人作战体系、太空和网络能力等。

日本防卫省还明确表示，将利用防区外防卫能力构建所谓“反击能力”，使日本在其认定符合自卫条件的情况下具备打击对方领域目标的能力。

2026年度，仅强化防区外防卫能力相关项目就安排约9733亿日元。

这意味着，日本战后长期使用的“专守防卫”概念，正在进入一种新的政策状态。

东京仍然坚持这些军事能力属于防御性质，认为远程导弹和反击能力是面对导弹威胁时的最低限度自卫手段。

但对于经历过日本侵略战争的亚洲邻国来说，判断当然不会只停留在日本政府给这些武器贴上的标签上。

武器射程、部署位置、作战体系、指挥机制以及未来可能承担的任务，都会成为观察日本军事政策走向的重要依据。

也正因为如此，“敌国条款”在今天具有一种很特殊的象征意义。

对日本而言，它意味着联合国宪章中仍保存着日本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国的历史痕迹。

从东京的立场看，删除它们是完成战后国际身份转换的一部分。

但对于中国来说，事情恰恰要从另一端理解。

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亚洲战场付出了巨大牺牲，战后国际秩序以及联合国体系本身，就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重要制度成果。

中方在第81届联大答辩中强调，“敌国条款”形成于防止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重新威胁国际和平安全的历史背景，并认为在日本军事政策变化不断加快的情况下，这些历史约束仍具有现实警示作用。

因此，东京真正需要回答的问题，并不是简单地问“为什么不能删”，而是为什么周边国家到今天仍然对日本军事政策保持高度戒备。

如果日本长期坚持严格的防御性政策，与侵略历史彻底切割，并在历史问题上保持稳定、明确和连续的态度，那么无论宪章中是否留下“敌国”两个字，其现实政治影响都会越来越小。

相反，如果日本一边要求国际社会忘掉战败国身份，一边持续扩大远程打击能力、提高军费、放宽武器出口限制，同时国内围绕“无核三原则”等问题不断出现突破性讨论，那么历史问题就很难真正翻篇。

还有一个经常被讨论的问题，就是美日同盟能否让日本彻底摆脱联合国框架的限制。

答案并不像一些舆论描述的那样简单。

《美日安全保障条约》第五条确实规定，在日本施政区域内任何一方遭到武力攻击时，双方将依据各自宪法规定和程序应对共同危险。

但同一条还规定，相关措施必须依照《联合国宪章》第51条向安理会报告，在安理会采取必要措施后应当停止。

更重要的是，第七条明确规定，该条约不得影响双方依据《联合国宪章》承担的权利和义务，也不得影响联合国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责任。

这说明，美日同盟从设计之初就是嵌套在联合国体系之中的，而不是凌驾于《联合国宪章》之上。

但这同样不能直接推出“只要有人援引敌国条款，美国就必然不会协防日本”这样的结论。

现实危机一旦发生，具体法律依据、是否属于自卫、安理会如何处理、各国怎样解释自身条约义务，都必须结合实际情形判断。

把复杂的国际法问题压缩成“美国一定出手”或者“美国一定袖手旁观”，都不准确。

真正具有战略意义的是，日本无法完全摆脱战后国际制度形成的历史背景。

日本加入联合国、建立战后安全政策、形成和平宪法体系，都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政治安排存在直接联系。

日本当然有权通过外交方式推动联合国改革，也可以主张修改宪章，但修改规则不能靠单方面宣布完成。

东京可以认为有关条款已经失去现实适用价值，中国也可以强调其历史警示和制度意义，而最终能不能从宪章中删除，仍然只能按照联合国规定的正式程序解决。

这正是此次争论最值得注意的地方。

日本政府近年来越来越频繁地把“敌国条款”问题提到国际场合，本身说明东京十分重视战后身份问题。

高市早苗在联大发言，茂木敏充随后进一步阐述日本政府立场，并明确表示将继续推动删除，这不是偶然的外交口水，而是一项长期国家战略的一部分。

中国的回应也已经相当清晰。

中方没有接受“既然1995年说过时，就等于今天可以忽略”的逻辑，而是把有关条款与日本现实安全政策联系起来观察。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在最新答辩中再次强调，维护二战胜利成果、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防止军国主义重新抬头，是国际社会共同责任。

因此，这场争论真正触碰的不是几个字，而是东亚安全秩序最深的一层历史记忆。

日本希望摆脱战败国留下的制度符号，这种诉求可以讨论；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关注日本军事政策是否突破战后约束，同样有充分的历史背景。

决定未来局势走向的，也不会是哪位外相在记者会上说了多强硬的话，而是日本今后到底选择怎样的安全道路。

日本若希望国际社会真正把“敌国条款”视为彻底属于过去，最有说服力的办法不是反复要求别人停止提及，而是在历史认识、军事政策和地区安全行动中持续证明其和平承诺。

反过来，只要日本军事能力不断外扩、战后约束持续松动，围绕这些条款的争论就很难真正结束。

对东亚而言，真正重要的从来不是让一段历史从纸面上消失，而是确保造成那段历史的道路不会重新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