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7年8月，甘祖昌一家离开新疆，汽车沿着崎岖道路驶向江西。车上没有将军的仪仗，也没有随行警卫，只有简单行李和几个孩子。谁也没有想到，这位曾经带兵作战的将领，回乡并不是探亲，而是准备重新拿起锄头。
消息传到乡里，乡亲们都觉得难以理解。将军已经是国家干部，为什么要回村种田？有人当面问：“您真要在这里干农活？”甘祖昌回答得很平静：“当将军、当农民，都是为人民服务。”
这句话并非临时应付。两年前的评定，已经显露出他的性格。1955年，军队开展干部级别评定，甘祖昌所在单位根据资历、贡献和工作表现，给他评了师级。这个结果在一些人看来并不算高，可甘祖昌却觉得受之有愧。
他没有忙着接受，而是拿自己同几位德高望重的老红军比较。有人评为连级，有人评为营级，在甘祖昌看来，自己无论资历还是实际情况，最多只能算营级。于是，他向上级反映，认为自己的级别定高了。
有意思的是，意见送上去后，结果并没有如他所愿。经过复核，级别反而又提高了半级。别人或许会高兴，他却没有把这件事当成荣誉，更没有借此向组织提出额外要求。对他来说，级别只是工作安排，不能成为享受待遇的凭据。
龚全珍当时在学校任教导处副主任，听到丈夫的想法后，也曾谈起自己评为连级的事。她说自己已经觉得很满足。甘祖昌却提醒她，革命工作不能只看个人得失，评定级别也不是为了满足虚荣。这样的谈话，朴素，却很有分量。
甘祖昌选择回乡，还与身体状况有关。长征到达陕北后，他被查出肺部疾病。1944年，他曾出现吐血、失眠等症状，军医判断病情严重，提醒南下途中风险极大。甘祖昌没有把生死挂在嘴边，只说：“哪里黄土不埋人。”随后仍然坚持随部队行动。
战争年代，他的头部曾三次负重伤。旧伤与肺病交织在一起，只要过度劳累，便头痛、眩晕，甚至昏倒。苏联医生曾判断，他很难活过60岁。1957年离开新疆时，他已经52岁，护送他们到兰州的新疆军区卫生部长唐国华还叮嘱龚全珍：“多照顾老甘，别让他太劳累。”
可回到江西莲花县坊楼公社沿背大队后，甘祖昌并没有把自己当病人。进村第二天，他便找来老相识甘美恩，一起查看田地和村里的情况，还到供销社买了几只大筐。第三天清晨，他叫醒孩子们，带着他们到田间捡农家肥。
那时农村缺少化肥，农家肥是庄稼的重要肥源。牛粪、猪粪有人收集，狗粪却常被忽视。甘祖昌带着孩子们连续捡了几个月，把能利用的肥料送到生产队。孩子们从城市回到乡村，起初并不习惯，慢慢却学会了挑担、下地和干脏活。
龚全珍也没有把自己当成将军夫人。她背着铺盖和干粮，步行二十多公里到县城文教部门，主动请求安排教学工作。县里了解到她有多年教学经验，便让她到农村学校任教。学校缺老师，她一人承担多门课程，后来还担任校长。
从新疆军区的家属院，到江西乡村的土屋和田地，生活落差极大。甘祖昌没有把回乡看作退步，龚全珍也没有把教书看作委屈。一个下地劳动，一个扎根学校，夫妻二人用各自熟悉的方式重新融入乡土。
1966年12月，甘祖昌病重住院。为了照顾丈夫和家庭，龚全珍于1975年提前退休。此后，她长期陪伴在甘祖昌身边。甘祖昌于1986年3月28日病逝，享年81岁，比医生当年的判断多活了二十多年。
这段经历中，最值得注意的并不是“将军变农民”的传奇色彩，而是甘祖昌对待遇和身份的看法。他不愿把功劳变成特权，也不把离开岗位当成离开队伍。回到土地后，他没有讲大道理，只是捡粪、种田、修路，做乡亲们每天都在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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