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99年春天，北京与华盛顿之间的谈判桌旁，摆着一份厚重的关税减让清单。中国想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美国国会却迟迟不愿松口。此时距离中国正式入世，还有两年多时间。
这件事并不是某位总统一句话就能决定的。美国国内有农业、制造业和工会等多方利益，国会对中国的态度也相当复杂。克林顿支持中国入世，确实有现实考量，但把它简单说成“出于好心”，并不符合当时的国际环境。
1999年4月，朱镕基访问美国，双方就贸易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涉。同年11月15日，中美达成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双边协议。谈判中，中国作出了较大幅度的市场开放承诺，美国则需要推动国内程序，为中国入世扫清关键障碍。
有意思的是，克林顿面对的阻力并不小。美国企业担心中国商品进入后带来竞争，部分工会担忧就业岗位受到影响，国会议员则把贸易问题与政治、安全议题混在一起讨论。面对这些声音，克林顿需要拿出一套能说服国会的理由。
这套理由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美国企业能够获得更大的中国市场。中国人口众多，经济增长较快，加入世贸后，关税和贸易规则将更加明确，美国农产品、汽车、通信设备及服务业都可能从中受益。
第二，把中国纳入多边贸易规则，可以让美国减少单独谈判的成本。中国一旦成为世贸成员，就需要按照共同规则处理关税、市场准入和贸易争端。对华盛顿而言，这比在规则之外面对一个快速成长的大国，更容易管理。
第三，也是争议最大的一点，克林顿阵营认为，经济交流会推动中国社会发生更深变化。美国一些决策者相信，随着贸易扩大、资本往来增加，中国的发展道路可能逐渐向他们期待的方向靠拢。这个判断，后来被事实证明过于乐观。
克林顿当时的想法，并不是把中国单纯变成廉价生产基地那么简单。美国确实希望利用中国的劳动力、土地和庞大市场，也希望美国企业在产业链中掌握更高利润环节。但中国争取入世的目标，从来不只是承接外来产业，而是借助规则扩大出口、引进技术，并推动自身工业升级。
2000年5月，美国国会通过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的法案。10月10日，克林顿签署相关法案。这里需要说明，克林顿任期结束于2001年1月20日，后来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是在2001年12月11日，不能把入世结果全部归到他个人任内。
谈判过程中，双方并非一路顺利。1999年5月，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使馆遭到轰炸，中美关系受到严重冲击，贸易谈判一度承受巨大压力。即便如此，双方仍在同年11月完成双边协议，说明经济利益和战略判断都在推动谈判继续。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外贸规模迅速扩大，制造业获得了更广阔的国际市场。大量企业在竞争中完成技术改造，港口、铁路、通信和金融体系也随之加快调整。中国经济总量从2001年的世界第六，发展到2010年跃居第二，变化并非单靠低成本劳动力可以解释。
美国当初希望通过贸易获得市场，也希望借规则和交流影响中国。前一个目标相当程度上实现了，美国企业确实从中国市场获得了利润；后一个目标却没有按照设想展开。中国把世贸组织当作参与全球分工的平台，而不是改变国家发展方向的工具。
归根结底，克林顿推动中国入世，是美国利益计算与中国发展需求在特定时期形成的交汇。美国想借此扩大商业收益、稳住自身优势，中国则借助这扇门完成更大范围的开放。双方都在利用机会，却没有谁能够完全按照自己的剧本安排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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