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4年11月底，湘江上游，红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和政委程翠林面对的，并不是一场普通阻击战，而是一道几乎无法完成的军令：留在中央红军主力身后，挡住追兵，为大部队渡过湘江争取时间。
后卫部队的任务，向来比先锋更凶险。先锋可以抢占渡口，主力可以迅速转移，后卫却要在敌军压上来时留下。撤退慢一步，便可能被包围；撤退快一步，主力就会暴露在追兵面前。
红三十四师的前身，主要由闽西红军部队发展而来。1933年组建后，全师下辖多个团，兵力达到五千余人。闽西山地的长期作战，使这支部队熟悉奔袭、伏击和阻击，干部与战士之间也有着很强的凝聚力。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于1934年10月开始长征。部队连续突破封锁线，行军速度受到道路、伤员和辎重拖累。进入湘南后，国民党军不断调集兵力，企图把红军压迫在湘江以东，形成合围。
湘江，是必须夺取的通道。
1934年11月下旬，红军主力开始向湘江各渡口推进。渡江行动一旦展开，后方就会暴露。红五军团承担了重要的掩护任务，红三十四师则被推到了最危险的位置。
陈树湘接到命令后，明白这场战斗的分量。他曾是闽西红军中的重要干部，长期在战斗中成长。此时的他只有二十九岁，却要带着一支疲惫而缺乏补充的部队，面对数倍于己的追击力量。
“主力未过江，部队不能退。”
这句话未必是正式记录中的完整原话，却准确反映了后卫师所处的处境。渡口附近，枪声从清晨持续到夜晚，红军不断投入兵力争夺道路和村镇。阵地丢了再夺，伤员被转移，弹药则一点点减少。
红三十四师并非单纯站在原地挨打。陈树湘根据敌情调整部署，在渡口之间制造声势，诱使追兵误判红军主力位置。部分部队负责正面阻击，另一些部队向侧翼机动，尽量把敌军牵制在湘江以东。
有意思的是，后卫部队的价值，往往不在于守住多少土地，而在于拖住敌人多少时间。红三十四师每多坚持一刻，中央红军就多一分渡江机会；每一次主动出击，都是在用兵力换取空间。
湘江战役从1934年11月27日持续到12月初，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损失最为惨重的战斗之一。红军虽然渡过湘江，但付出了极大代价。红三十四师与主力失去联系后，被迫在湘江以东反复作战，逐渐陷入孤立。
部队越打越少。粮食断绝，弹药难以补充，伤员也无法得到充分救治。陈树湘在战斗中腹部负重伤，仍试图组织突围。此时，部队已经很难形成完整建制，指挥只能依靠身边少数干部和连排骨干维持。
突围过程中，陈树湘被敌军俘获。按照相关史料记载，他不愿屈服，也没有接受劝降。在押解途中，他以极端方式结束生命，腹部伤口再次撕裂，壮烈牺牲。这个细节之所以长期被人记住，不是因为惨烈本身，而是因为一名军人在重伤和被俘之后，仍拒绝放弃自己的信念。
与陈树湘一同牺牲的，还有政委程翠林以及大批指战员。原有五千余人的红三十四师，经过连续战斗，最终只有约四百人幸存。数字背后，是一个个连队消失，是许多闽西子弟再也没有走出湘江边的山岭。
团长韩伟，是少数突围出来的高级干部之一。他在突围时身负重伤，与战友跳下悬崖，侥幸活了下来。当地群众将他救起后，他经过治疗和辗转，于1936年底抵达陕甘宁地区，重新回到革命队伍。
此后的韩伟参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先后担任重要职务。1955年，他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军衔。对这位从红三十四师战场上走出来的将领而言，军衔并不能抹去那段往事，他始终把自己视为幸存者，而不是旁观者。
1992年4月8日，韩伟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六岁。按照遗愿，他的骨灰安葬于闽西革命烈士陵园附近。那里埋葬着许多当年并肩作战的战友，也埋葬着红三十四师最沉重的一段记忆。
湘江边留下的，不只是一次后卫作战的记录。红三十四师以近乎全军覆没的代价完成了掩护任务，师长陈树湘、政委程翠林和数千名指战员，再也没有等到长征队伍重新会合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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