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644年农历三月十九日，京城崇文门外，李自成率大顺军进入北京。城中没有想象中的激烈抵抗，明朝最后一位皇帝崇祯已经自缢于煤山。对李自成而言，这本该是改朝换代的起点，却很快变成了政权崩塌的倒计时。
“闯王来了，百姓就不用交粮了。”这句民谣，曾经是李自成最大的政治资本。陕西灾荒不断，百姓背负重税，明军又长期拖欠军饷。李自成从普通士兵起步，后来投奔高迎祥，逐渐成为农民军首领。他深知饥饿是什么滋味，也明白百姓为何愿意为他打开城门。
大顺军早期并非只靠刀枪取胜。每攻下一地，便打击豪强，没收粮食，开仓赈济，还提出“均田免粮”的口号。军队中也曾有过约束：不得抢掠百姓，不得擅杀，不得欺辱妇女。这些做法未必都能长期落实，却确实让许多穷苦民众把李自成视为改变命运的希望。
问题出在北京。
几十万军队突然涌入一座人口密集的都城，粮秣、营房、军饷都成了难题。李自成没有及时建立严密的军纪和供给制度，反而默许将领搜刮明朝官员。刘宗敏等人主持追赃，逼迫官员交出财物，刑讯和抄没很快蔓延开来。
这件事的后果，不只是得罪一批旧臣。军队见上层如此行事，便把京城当成了可以任意取用的战利品。宫中财物被分配，民宅遭到侵扰，普通百姓也难以安稳。过去那支靠“免粮”赢得民心的队伍，进城后却开始向百姓伸手。
有人劝李自成收敛军纪，他只冷冷说道：“大军远道而来，总要有些犒赏。”这类话是否确有其原句，史料难以完全确认，但当时的处置方向十分清楚：先满足将士，再谈安定民生。军纪一旦从上层松动，下面便很难再收回来。
第二个失误，是对山海关和吴三桂的处置过于轻率。
李自成占据北京后，真正的强敌并没有消失。山海关外的清军仍在虎视眈眈，吴三桂手握关宁军，是连接京师与关外的一道屏障。按常理，此时应当稳定吴三桂、迅速控制山海关，同时集中兵力防备清军南下。
然而，大顺方面既没有给吴三桂足够的信任，也没有建立牢靠的政治安排。吴三桂的父亲吴襄被控制在京城，家属处境受制；与此同时，吴三桂的妾陈圆圆被刘宗敏带走一事，又使双方关系迅速恶化。民间叙述常把这件事概括为“冲冠一怒为红颜”，但真正决定局势的，仍是军政利益和生死选择。
吴三桂最终打开山海关，引清军入关。1644年5月，山海关大战爆发。李自成军队人数不少，却要同时面对关宁军和多尔衮率领的八旗军，战场主动权很快丧失。清军入关，并不能简单归结为一个女子或一场争执，李自成对关外局势的误判，才是更深的原因。
第三个失误，是没有把占领京城转化为稳定统治。
李自成有军队，却缺少成熟的行政班底。明朝旧官员中，确有不少人贪腐无能，但也有大量熟悉钱粮、刑名、地方治理的官吏。新政权若能甄别任用，至少可以先让京城和各地官府运转起来。遗憾的是，大顺政权对这些人既不充分信任，也没有形成明确的任用制度，许多官员被拘押、冷落，行政体系因此陷入停滞。
李自成身边也有读书人和谋士，但他们大多缺乏主持一国政务的经历。提出口号并不难，分配土地也不是一句话就能完成。粮食从哪里来，赋税如何征，军队怎样供养，地方官如何任命，这些具体问题若没有章法，任何宏大的承诺都会迅速失去支撑。
朱元璋早年同样出身贫寒，却在夺取天下的过程中不断吸纳刘伯温、李善长等有行政经验的人才，并逐步建立军政秩序。李自成则把攻城略地的办法带进了京城，把临时性的军队管理误当成了国家治理。两者差别，不在出身，而在能否及时完成身份和制度的转变。
所谓“42天”，更多是后人用来概括大顺政权在北京的短暂统治。1644年4月，李自成在北京称帝；山海关失利后，他于当年6月撤离京城。短短数十日里，军队纪律崩坏、关外防务失策、政权运转失灵，三重问题同时爆发，局势便再也没有给他留下补救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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