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博馆刊｜水法危机：清代陵寝工程图所见福陵水患治理

清福陵，又称“东陵”，位于今辽宁省沈阳市东郊天柱山东陵公园，系清太祖努尔哈赤、孝慈高皇后叶赫那拉氏的陵墓，为关外三陵之一。浑河流经陵区，是此陵“水法”的核心，但因“浑河与苏子河合流，并汇纳诸山之水，来源远大，上流甚高，势若建瓴。水小则安澜循轨，水大则溢岸冲堤”。故福陵周边常常遭遇泛浸，到清后期，这一水患问题还持续影响着福陵周边环境。

纵观已有的研究成果，前人研究多利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两幅福陵图，探讨福陵的风水格局和建筑布局体现的风水思想，亦有学者研究雍正朝福陵河工以说明福陵风水并非完美，存在缺陷。此外，还有研究将堪舆和福陵防护相结合，指出陵寝防护虽是水利问题，但出发点和落脚点均为堪舆。尚未有学者对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宝城一带安插红桩栅木等地图》（简称《宝城图》）《福陵石堤工程图式》（简称《石堤图》）、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出版的《清代帝王陵寝》收录《福陵图》进行综合研究，有关乾隆以降治理福陵水患问题的过程亦较少有讨论。本文以上述三幅工程图为基础，结合宫中朱批奏折、军机处档折、《黑图档》等档案文献，考订福陵工程图的绘制年代，探讨清廷治理水患工程始末、应对机制及其背后的决策原因与治理观念，展现福陵前河流变化的动态过程。

福陵的风水与机构建置

天聪三年（1629年），清太宗皇太极“命诸贝勒大臣敬卜吉壤”，后“卜吉于沈阳城东二十里，浑河北石嘴头山”，在此建造福陵。清朝承袭了明朝的陵寝制度，陵寝的选址遵照了传统“背山面水”的理论。福陵背靠石嘴头山，顺治八年（1651年）封此山为“天柱山”，是龙兴之地长白山的余脉吉林哈达岭的分支，其后有兴隆岭、辉山等，大小山峰连绵环绕，拱卫福陵。福陵面临浑河，浑河属辽河水系。故风水状况为“天柱山，飞龙御天，兴隆后护，浑河水安澜行地，抱岸左旋，合易卦水地，比建国亲侯之象”，整座陵寝“川萦山拱，佳气郁葱”。

《葬经》有云：“风水之法，得水为上。”福陵虽是吉地，但水法还是存在一些不足。“水法”广义是指通过水脉的水势、水形、水口、水质等要素，体察大地生气的一种风水术，狭义是指福陵明堂内外的地面径流。福陵由陵前浑河，陵后马官桥河，二者环抱构成福陵水法全貌。据《宝城图》（图一）等图可见，福陵北面、西面为马官桥河，今称“满堂河”，发源于盛京城东北十五里水田山，西南向流出马官桥下，流入浑河，属浑河支流。南面为浑河，古称“小辽水”，发源于今抚顺市清原满族自治县甸子镇长白山支脉的滚马岭，向西流入英峨门，会噶桑阿河为浑河，流至兴京有苏子河汇入，出兴京流经福陵，西南流绕盛京城。福陵前浑河如玉带缠腰，对比水法形态，可见其“旺方水城”，呈“金城环抱”之势。然据《清实录》、朱批奏折、军机处档折等官修档案文献记载，福陵多次面临水法危机，早在雍正朝就已显露端倪，雍正帝曾就此称：“向来朕闻福陵前面水法，稍更故道。祇以未得精通地理之人，未敢轻议。”恰福建总督高其倬精通堪舆，因他协赞怡亲王选址泰陵于易州太平峪而受到雍正帝称赞，“朕览所奏，其言山脉水法，条理分明，洵为上吉之壤”。故雍正八年（1730年）三月，高其倬同主事管志宁奉旨前往奉天相度奏称：“陵前水法，因夏日溢口而流，太近左畔山脚，弓抱之势，微觉外张。应即行修理石工，俾循故道，则水抱沙圆，益增吉庆。”风水学中认为“水城必弯而抱，反背者凶”。浑河因夏日雨水多，导致河道变形，水法亦发生变化。

图一 《宝城一带安插红桩栅木等地图》（图片采自：《宝城一带安插红桩栅木等地图》，档号：故机024795，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福陵的水法危机根源是气候、水文、地形因素的叠加。首先，陵区属温带季风气候，夏季多雨，若降水集中，河流就会迅速上涨漫溢。其次，浑河为沙质河床，较易受河流冲刷，河道弯曲，坡降较缓，较大支流汇入，流经福陵时，河面变宽，泄流能力下降。加之，福陵处于低山丘陵地带，地势起伏大，周围海拔高程多超百米，降雨后水流汇聚速度快，地表径流量增大。在各因素相互作用下，福陵潜藏水患风险致使水法问题显现，所以清廷想要通过堤工缓解水患对陵寝的影响，维系福陵“金城环抱”的水法格局。

福陵堤工可分为岁修和大修。岁修在于维护与防患于未然，实行按年定期维护，由盛京工部与奉天将军协同负责，盛京工部每年委派司官、笔帖式驻扎工地，会同福陵总管进行日常维护。而水患导致堤工严重损毁则属大修工程，由盛京将军督办，盛京工部专司堤工修筑与维护，雇觅匠夫，采购物料，工竣后造册核销。盛京户部掌治理经费的动支与核销，福陵总管、福陵掌关防官主要负责巡查监管河道并上报险情。

水患治理事关福陵水法格局，风水攸关。故雍正、乾隆两朝，清廷数次派亲王带善于堪舆的官员赶赴盛京，先后派出高其倬、管志宁、洪文澜等人勘察风水布局，并一度增设专职堤工处、督理堤工衙门治理水患。堤工处满文为“dalaniweileniba”，还可称督理堤工衙门，据现有史料记载，其始设于雍正九年（1731年）。福陵管理机构与堤工机构的设立及运作，为陵寝的安全提供了有力保障，也为水患治理奠定了制度基础。

福陵水患的初期治理

雍正三年（1725年）至乾隆四年（1739年），清廷对福陵展开一系列的水患治理工程。雍正三年，福陵掌关防官雅图上报盛京工部侍郎魏廷珍，称福陵石垒河堤、马头等处倒坏，随后魏廷珍上报朝廷修理倒坏处，还有浑河北面的东西小河沟和东山流水二沟也因年深日久已被风雨旋沙填满，需疏通河道。但工部没有采用挑挖的先例，且挑挖内河就有可能引发浑河倒灌，故迟迟未能动工。

雍正八年（1730年）三月，福建总督高其倬奉旨相度后，发现陵前水法“微觉外张”，清廷十分重视。是年，平郡王福彭与奉天将军那苏图等负责治理水患，高其倬定议治理方案，在陵前挑挖引河、左右引水小沟，导引山沟小水汇聚环绕陵前流入浑河，筑迎水顺水石堤、拦水坝，填垫河身，将土坎修成漫坡。

雍正十三年（1735年）三月初二日、六月十三日，“山水汛发，漫溢福陵石堤”。乾隆元年（1736年），多罗淳郡王弘暻与精于风水之管志宁、洪文澜等人详慎相度后，认为应先在三道石堤外加筑拦水坝，再于决口头堤下修土堤，外加排桩护埽，并挑浚引河，开宽引河南岸，使其呈月牙形向内弓抱。另外，引河北岸中有天然土岗，用土构筑天然“小案”之形，填垫土岗下面水洼，上面也镶填，一律齐平。土岗前端为弧形结构，是为“圆唇”。在土岗东西两边包砌石䃗岸，紧接天然土岗以防涮坍。总的来说，即为“酌修土隄，开宽引河，培垫中心，包镶石岸”，以形成“水小则内外环拱双流，水大则明堂悠洋聚蓄”的格局，这为以后福陵水患治理打下基础。此次工程于乾隆元年四月初一日动工，同年十月十九日告竣，修筑圆唇、加筑石䃗岸这两项重要的防洪工程，皆是为了缓解河水直接冲击陵区，引导河流自然弯曲，避免形成反弓水的冲击。工程修缮的效果很快便在乾隆三年（1738年）受到检验。

是年七月初，连日阴雨，导致福陵东北一带山水骤发，堤坝被水漫溢。奉天副都统哲库诺、盛京工部侍郎希德慎发现头道、二道堤坝皆被冲毁，三道堤坝没于水中，而红墙之外的虎皮石岸、圆唇石䃗岸、天然土冈三层环护阻拦河水，保护陵寝。多罗淳郡王弘暻上奏：“夏水陡溢，隄坝仍被冲刷，而虎皮石岸前之圆唇，则凝然不动。”这充分证明了圆唇石䃗岸工程的坚固与耐冲刷性。因此弘暻指出，之前高其倬在水口修筑的石堤因频频遭水流冲刷损毁是浪费国帑，其建堤属“凭人力之矫强，拂水性之自然”，他认为圆唇之形，可因势利导，以形控水。

故乾隆四年（1739年）二月，弘暻与工部侍郎张廷瑑、钦天监精于地理之人，同奉天将军、盛京五部侍郎等人反复查勘，提出福陵“旺方水城，当顺其安澜之性”，为保护福陵风水，拆除头、二、三段障水石堤，保留圆唇及虎皮石岸。此番转变说明清廷意识到堵不如疏，顺应水性自然，比建堤坝阻隔河水更加有效。同年七月十一日、十二日，连日大雨，山水涨发，奉天府尹吴应枚前往福陵勘察，看见“河流环抱圆唇循轨安澜，局势开展，毫无泛溢之处”。至此，圆唇石䃗岸工程在一定程度上维系了福陵“金城环抱”的水法格局。

雍正三年至乾隆四年的十四年间，有五年因降雨引发水法危机，修缮了三次，终是有所成效，可见初期水患治理处于不断试错的阶段。起初所建堤坝收效甚微，常因违背水流自然特性而被冲毁。后来挑挖开宽的引河，可引导流水流入浑河；修建的圆唇石䃗岸，以弧形结构缓冲水势，这满足了维护福陵水法和防洪的双重需求。经此过程，官员与堪舆家们，逐渐形成福陵“旺方水城，当顺河流安澜之性”的治河理念。水患治理工程是现实防洪需求，而清廷因祖陵的特殊性，在治理中更重视风水因素。保持风水格局与水患治理，二者目标实质统一，皆为维护河道稳定。

乾隆时期福陵工程加固

初期的水患治理为后续工程积累了宝贵经验，然受限于当时的技术水平与自然条件，水患始终未能根治。为此，清廷和盛京地方持续投入大量资源，整治河道、调整并加固防洪设施。由于河流持续的侵蚀作用，乾隆初年修筑的圆唇石泊岸（同指“石䃗岸”）到乾隆后期仍需进一步加固，以确保明堂的安全稳定。

乾隆十九年（1754年）五月末六月初，福陵因“雨水过多，浑河水势溜涌”，月牙堤东侧被水冲塌十八丈，堤下地基遭淘空损毁六十丈，其中仍有五十二丈处于被水淹没状态。工程紧急，为防止再遇雨水，主事湛露让人役下水丈量，盛京工部侍郎苏章阿、三陵总理事务衙门均派人备办物料、坚固修理。此次工程因灾情的紧迫性，在原有结构上进行修缮，为后续反复性溃堤埋下隐患。

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乾隆年间《宝城一带安插红桩栅木等地图》提供了珍贵的一手史料，该图生动展现了福陵前圆唇石泊岸工程状况。图为单幅纸本彩绘，纵33厘米、横62.5厘米，地图无比例尺，无方位标示。台北故宫博物院仅标注《宝城图》是乾隆年间的奏折附件，没有明确其具体时间。地图贴黄（图二）是推断地图绘制年代的重要线索。通过查阅文献、解读地图内容，可探究出此图具体绘制时间。

图二 《宝城图》贴签局部图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八月二十二日，原盛京将军弘晌奉旨“修理福陵前所有石泊岸旧圯处”。弘晌因事离任，福康安到任后，立即会同新任工部侍郎德福，率领协领托恩多、佐领四达色、李宠等人亲赴陵区实地勘察，丈量圆唇石泊岸工程并上奏朝廷。此工程遭雨水冲刷和淘蚀而倒坏，经福康安等人丈量发现“石泊岸东面倒坏处应重砌共凑长七十二丈五尺，被水冲淘歪斜处应拆砌共凑长十五丈八尺，应归安石块处凑长五十五丈七尺，西面应归安石块处共凑长八十一丈三尺”。贴黄标明的石泊岸东面拆除并重新砌筑损坏部分的长度，重新归位安装东、西两岸已垮塌的石块总计数量与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三月六日福康安、德福上奏内容一致（表一）。

表一 《宝城图》局部与奏折信息对照表（单位：丈）；注：数据来源整理自：a.《奏闻查明福陵前圆唇石泊岸工程分别丈尺事》，乾隆四十四年三月六日，朱批奏折，档号：063812，台北故宫博物院藏；b.《宝城一带安插红桩栅木等地图》，档号：故机024795，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福康安等人认为陵寝工程虽关系重大，然亦不应因此滋生靡费，故选用曾经拆毁的头道、二道石堤所得石料，用于拆砌、重砌、归安等事项。

石料数量《宝城图》贴黄载：

头道石堤内修理圆唇堤工选用石料三十五块凑长十六丈五尺

二道石堤内修理圆唇堤工选用石料五百九十三块凑长二百二十九丈一尺

头道、二道石堤选用石料628块，共凑长245.6丈，每块石料均长3.9尺。奏折载乾隆四年二月内，多罗淳郡王弘暻等奏明“圆唇东南之头道、二道等坝建在河心，屡经冲刷应行拆毁所有石料以备工程需用等因。嗣经陆续取用在案。奴才福康安于此项石料内拣选得长五尺三尺不等，共六百二十八块”。此处贴黄亦与奏折记录数量相同。故《宝城图》题名与所示内容不甚相符，但与奏折内容密切相关。奏折最后还提到：“所有奴才等查明福陵前圆唇石泊岸工程分别丈尺绘图粘签，恭呈御览。”将奏折和贴签对照发现所记福陵泛水后工程修筑的尺寸相同，故推测《宝城图》绘制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三月六日之前，可能为该奏折附件。

福康安等人实地勘察丈量后发现福陵石泊岸背后因水淘导致坑洼，需与堤身一并用土填垫平整，以防积水。石泊岸东面倒坏处需重砌，被水冲淘歪斜处也要拆砌、归安。所有拆砌、重砌的石泊岸均需加固处理。加固做法为“补下梅花桩，筑打护根灰土，砌护桩石，下护石排桩……堤根有水之处，须叠拦水坝一道，以便兴修”。奏折记载简略，根据康熙朝实录中修砌石工之法和《清会典事例》所载砖石工做法，结合奏折所载采购物料，推测工程做法如下：先建坝拦截水流，而后打桩。一切石工，皆建于桩上。桩似梅花形均匀分布打入地下。再于木桩间填入灰土，用护桩石逐层垒砌，以生铁锭钤固，灌入石灰、米浆和白矾的混合物，用桐油和石灰配比的油灰填补石缝后，再下排桩。如此，急流冲至排桩，不致直逼堤岸根部，桩内有缓流之水，使水流的威力得到有效分散，势消于无形。这些护岸措施增加了石泊岸的承载能力和抗冲击性能。此外，《宝城图》中可见虎皮石堤背后及圆唇石泊岸之上榆柳颇多，滋长成林，根盘土结，同样起到了巩固堤岸的作用。

在勘查福陵所有待修工程后，福康安拟定了工程方案，并将“所需用工料数目，饬交工部估计，所照例详加确估”，核定共需工料银一万七千五百零五两九钱一分。为节省开支，其在备办物料时采取一系列措施，如：利用乾隆四年拆剩的头道、二道石堤旧料，视地基实际深浅填补素土。如此节省相关材料及运脚银两。

因每年五、六月多雨，导致河流上涨，故工程紧急。福康安奏请皇帝敕令钦天监择定动土吉期，最终定于乾隆四十四年四月初一日兴工，施工期间，福康安等官员屡赴现场“督率稽查”，既保障工程坚固，亦务求“帑项俱归实用”。至九月二十六日工竣，福康安照例造册题销，并将估计清册报工部查核，派协领根德恩、郎中奇腾阿详加查验，确认工程做法与原估相符，且工程坚固、工料无浮，据此出具印结呈报中央。福康安等亦亲往复查无异，遂绘图附册并题销。上述流程完备合理，既有效确保工程推进，亦防止官吏浮冒、侵贪经费。

总之，此次福陵圆唇石泊岸工程损毁主要是由河水冲淘所致，诱因应是雨水增多引发河流涨发。该工程具有引导水流，化解“反弓水”的作用，因此对其及时加固是维护水法的关键举措。同时，福陵东南侧的三道石堤早已拆除，可在河心处形成一片蓄水区，起到了缓冲水势的辅助作用。但若浑河泛滥，水量超过工程的防御极限，仍会威胁堤工的稳固与陵寝安全。

继乾隆朝加固工程后，嘉庆十一年（1806年）五月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大雨连绵，引得山水迅发，河流泛滥。盛京将军富俊亲往查看，福陵“东边引河傍迎水石堤涮坍塌十六丈余”，“隆恩门外配树东边第八株”顺风欹倒。富俊派承修官福陵副总管常龄等人修理引河傍石堤，因此项工程未有图绘留存，故本文不再赘述。

咸同时期福陵河道的整治困境

经过雍正至嘉庆年间的持续治理，清廷在福陵水患治理中逐渐确立不修葺河身而“顺其安澜”的理念，至清朝后期更演变为应对福陵前河流自然改道的长期策略。

咸丰年间，福陵前引河上游与浑河相连处出现了泥沙淤积的情况，《清代帝王陵寝》中收录的《福陵图》（图三）描绘了此情。将图三中右下贴签“谨查引河上游近被水涌沙淤处所，斜长二百六十余丈，拟请仍按原有河迹，挑挖深通以期源远流长”与咸丰六年（1856年）十月十一日盛京将军庆祺的奏折所载“详查引河上游，现已淤塞，当即委员按照旧有河迹丈量，得斜长二百六十余丈，宽一二三丈，深七八尺至一丈二三尺不等，谨绘图贴说”进行对比，河迹长度、引河状况皆描述一致，故推测这幅图的绘制时间及其反映的险情皆发生于咸丰六年十月十一日之前。

图三 《福陵图》局部（图片采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帝王陵寝》，档案出版社，1982年，第14页）

“引河”的踪迹最早可追溯到雍正八年，高其倬议定在陵前取方向挑挖引河，引导山沟小水会流环抱，绕过陵前，归入浑河。雍正三年，盛京工部侍郎魏廷珍查得“（浑河）内小河沟东西共长三百余丈，收东山之水，过福陵之前至西南归入大河”。《宝城图》未标明引河位置，根据《福陵图》中所标引河位置，推测引河的原身可能为《奏报未敢挑浚福陵石垒河道》一折中提到的小河沟，后续引河是在此基础上挑挖开宽而成。

咸丰六年，福陵总管德克吉善禀告将军庆祺，“陵前引河上游近因山水陡发，致有沙淤，请行查勘”。庆祺带陆应谷、王正谊等人到福陵，敬谨相度后，发现“山势系壬山丙向兼子午”，“所有山向水法均系天造地设，自然合局，其内水由甲卯方来源，归于引河，环抱明堂，由坤方归入浑河，实为上吉第”。可见福陵依旧维持了“金城环抱”的水法格局。庆祺提出引河上游“虽有活泉细水，究不如仍照旧制疏通，益得源远流长”。鉴于沙滩中河道时常改道，他主张干预变道，进行疏浚，然而其挑挖引河的奏请最终未获实现。

经咸丰八年（1858年）盛京将军玉明会同工部侍郎麟兴重新勘查，发现引河上游与浑河的实际情况为：“原自相通第，不能时常连贯。水大则汪洋一片，而水落之后两河中间即显露沙滩，其滩中河道时有变更。核其旧迹，地势北面近引河之处较高，南面近浑河之处较低，及或挑挖修理，其浑河水小仍难期通畅，水大漫溢必淤塞。”引河淤塞处反弓细长，若挑挖河道，将导致水流汇聚加速，直冲西北方向，危及明堂。而庆祺计划挑挖之处为东南斜向，本就不符福陵水法格局。对此，玉明提出“水流故道本系天然，不俟挑挖自能复旧”，强调应顺应河流自然态势。

引河沙淤的主要原因是“夏秋之际雨水较少所致”。原来河道一带属于沙石漫滩，“沙性松浮”，降雨减少造成河流流量变小，流速减缓，进而泥沙自然冲刷能力下降，在河道内逐渐堆积。即便未进行人工挑挖，同治十年仍出现了玉明所述之情，水流冲向明堂，冲淘石堤。说明庆祺和玉明主张的做法都无法解决河道整治困境。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福陵石堤工程图式》（图四），是同治十年（1871年）十月二十二日，盛京将军都兴阿、盛京工部侍郎奕庆奏报福陵形势及石堤被冲处所绘图一份，展现了石堤被冲淘和河道变化情况。此图纸本彩绘，单幅，纵78厘米、横100厘米；方位标于四隅，上北下南；图右上角标明题名“福陵石堤工程图式”，图题和图说皆用墨笔书于右上角贴黄之上，有印章但所见并不清晰。

图四 《福陵石堤工程图式》局部（图片采自：《福陵石堤工程图式》，同治十年，档号：故机111075，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结合奏折来看，福陵石堤被水冲淘的具体情形是，“浑河冲开沙滩漫水一道，宽八九丈至十七八丈不等，深四五尺至一二尺许”，流入引河冲淘福陵前圆唇泊岸石堤，石堤“倒落十二丈余尺”。此处石堤旨在保护圆唇石泊岸，远非之前在河心建造的三道石堤可比，是维护水法的关键工程。所以都兴阿实地勘察后将福陵形势及石堤被冲处详细绘图帖说上呈御览。贴黄的图说内容（图五）也说明了实情。

图五 《福陵石堤工程图式》帖黄局部（图片采自：《福陵石堤工程图式》，清同治十年，档号：故机111075，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同治十年八月十一日，都兴阿、奕庆谨慎相度山向水势：

明堂以前，引河北岸，原筑有近水石堤保护圆唇泊岸，浑河环绕于外，引河拱抱明堂，由坤方汇归一处，顺流而下，其引河上游与浑河原自相通第，不能时常连贯水，小则环拱双流，大则汪洋一片，而水落之后，两河中间即显露沙滩，雨水之际，滩中水道纷歧时，有变动似与冲开河口不同。

引河源自浑河上游分流，正常自石堤东侧环绕向西，紧靠石堤平稳归入浑河。然而，水流大小影响其流入浑河，水位起伏导致沙滩时隐时现，沙滩中水流散乱，易改道，这也解释了新冲开河道为何形成，反映出河流地质作用可能造成福陵区域环境的改变。

都兴阿等查乾隆四年、咸丰八年成案，发现承修官员对此处工程均持谨慎态度，两次奏请停修。因陵寝地势北高南低，明堂地势也较高，若三道障水石堤继续留存，反易遭水冲毁。引河以南、沙滩一带属于河身，故乾隆四年朝廷拆除河心石堤，不再人为干预引河与浑河之间的河道。咸丰八年，亦未疏浚引河淤塞，皆顺安澜之性，听其自然。同治十年，工程“应否援照成案暂缓兴修之处，事关陵寝重地”，都兴阿等未敢擅便。堤工关乎陵寝安危，其治理理念强调“顺其安澜之性”，说明福陵的水患治理是以风水格局为导向，对核心陵区少加干预。据此推测，此次石堤工程修缮仍将遵循“听其自然”原则，仅做必要修补，而不对沙滩中河道的变迁加以干预。

对比同治十年《石堤图》与乾隆四十四年《宝城图》的水系，图四明显可见浑河的泛滥使得引河上流与浑河（AB处）相连，且冲刷出新的河道（C处）。圆唇前的河道也属引河（D处），据第二节的论述大致于雍正十三年就已出现，乾隆四十四年《宝城图》中的引河应是先环抱福陵石泊岸圆唇，而后引河流向大致与浑河平行。但《宝城图》未画出此处的河道，具体原因还未知，需要继续探究。乾隆四十四年福陵前水系状况还较为简单，直到同治十年，水系状况复杂化，河道出现扩张和改道的状况。

笔者将《石堤图》利用ArcGIS软件地理配准于现今的卫星影像（图六）后发现，同治十年福陵前的浑河水系状况与现在相差较大。但还是可以窥得浑河不断变化的痕迹。今人普遍认为“福陵八景”之一的“龙滩垂钓”，位于东陵公园东侧的鸟岛（又名干河子岛），且因其形恰似一条巨龙卧于浑河水中而得名。故笔者推测鸟岛的形成可追溯到清朝，可能就在《石堤图》中沙滩的位置，由浑河沉积作用而形成。

图六 ArcGIS地理配准《福陵石堤工程图式》（据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福陵石堤工程图式》，结合国家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天地图）地形影像，利用ArcGIS地理配准）

余论

清朝承袭明朝陵寝制度，深受汉文化风水理论影响。风水堪舆往往把皇陵与国运兴衰相连，故清廷非常重视福陵的风水与安全。浑河流域的自然环境条件导致福陵前多次受灾，危及福陵水法。险情接连发生于五至八月，符合温带季风气候的降水特点。福陵属丘陵地形，浑河水文特征与气候变化交互作用，诱发水患，其引发的河道变化可能导致反弓水，威胁陵寝的水法格局。

文中所用三幅地图虽皆为传统山水技法所画而非实测地图，但通过地图并结合满汉文档案文献，可呈现百年间福陵堤工状况与河道变化，同治十年《福陵石堤工程图式》即这一过程的最终呈现。这些图是盛京将军呈给清帝御览的工程图，是清廷决策与督办河工的重要依据。自雍正至同治近一百五十年间，清廷不仅一度专设督理堤工机构，更持续调动中央与盛京地方官员共同参与福陵水患治理。治理过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雍正朝挑挖引河、修筑圆唇石泊岸等奠基性工程，有效维护“金城环抱”的水法格局，并形成“顺其安澜之性质”的治理理念；乾隆朝进一步加固工程，延长了水患发生的时间间隔；至咸同年间，对河道淤积或改道，亦多遵循“听其自然”的原则。清廷虽未能根治水患，但有效降低了其发生频率。福陵治理工程为此类小流域治水提供了范例，与同样存在水患问题的永陵可互为借鉴。未能彻底治理水患，究其原因，工程是以风水为导向旨在稳定“金城环抱”格局，因而对陵寝周围河道弹性干预；同时，作为局部防洪工程，能力有限，无法实现全流域调蓄，故福陵水患难以解决。

福陵堤工既保护福陵免受浑河侵扰，亦维系着福陵的水法格局，而浑河也不断影响着陵区周边环境。在清人的观念中，水患治理与维护水法息息相关。清廷“顺其安澜之性”的理念，使河流自然化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河流的沉积作用，可能出现新的地理景观。清代福陵工程，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现今沈阳城市地理环境的形成，也反映出河流变化的动态过程。

来源：李晓聪（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