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一百二十一人,七千多人,十倍于我之敌。
仁安羌这一仗,后来被讲得太亮,亮到平墙河边真正响过的炮声,反倒被盖住了。
一九四二年四月,缅甸中部仁安羌油田附近,英缅第1师一路北撤,退路被日军第33师团部队切断。河桥、油田、车辆、伤兵、侨民,全挤在这一片地方。
水断了。
这时赶到前线的,是新38师第113团,团长刘放吾。孙立人是新38师师长,这一点没错;113团冲上去救英军,也没错。
真正刺眼的,是后来那句漂亮话:“击溃十倍于我之敌人,解救十倍于我之友军。”
这句话一出来,很多数字就跟着变形了。
第一处,是兵力。
流传最广的说法,常写113团以战斗员一千一百二十一名参战。可战后关于113团的记述里,又常见另一组数:全团军官一百零九人、士兵一千零一十二人,实际投入战斗的只有八百余人。
八百人,和一千一百二十一人,不是一回事。
更不是“一个满编团带齐重火力”那种打法。
113团的步兵要从平墙河北岸往前顶,手里的主要家当是步枪、机枪、迫击炮。士兵过河、攻桥、抢高地,靠的是人往前扑。
这份血不能抹掉。
可血不能抹掉,炮也不能抹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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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处,是敌情。
后来很多文章喜欢写,113团面对的是日军第33师团第214、215两个联队主力,甚至写成七倍、十倍之敌。
日军第33师团当然在仁安羌方向行动,214联队、215联队也确实先后出现在这一带。可四月十八日、十九日113团正面拼杀时,最先堵住英军退路、直接交手的核心力量,主要是第214联队及配属部队。
那不是没有压力。
但把整个师团、后续到达部队、正面接战部队混成一个数字,再拿来烘托孙立人的“十倍之敌”,味道就变了。
数字一大,神话就出来了。
第三处,是谁在战场上开出重拳。
平墙河北岸,英军不是一群空着手等救的人。他们被围、狼狈、缺水、士气低落,可仍有坦克和炮兵可用。
英军史利姆后来回忆,战斗中把北岸能用的炮兵和坦克拿出来支持中国军队进攻。第7装甲旅一部、炮兵火力,和113团的步兵行动连在一起。
这才是仁安羌解围战最容易被略掉的一块。
113团往前压,英军炮火往日军阵地上砸。日军伤亡里,相当一部分来自炮兵和坦克火力,而不是113团步枪单独打出来的奇迹。
炮声大作。
孙立人后来的叙述,最不该轻轻带过的,就是这阵炮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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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113团没有足够重武器。若把日军大量伤亡全写成中国步兵独力造成,战场画面就歪了。
刘放吾和113团的价值,不在于他们“单手撕开日军阵地”。
他们真正的价值,是在盟军败退、英军求援、日军截断退路的时候,敢把八百余人压到最危险的位置,替被围友军打开缺口。
这已经够硬。
第四处,是战果。
战后说法里,有毙伤日军一千二百余人的口径,也有缴获甚多、救出英军七千余人及英美传教士、记者五百余人的说法。
救出英军这件事,仁安羌一役的地位就在这里。
可孙立人战后报表里列出的缴获物,并不像后来的传说那样堆满步枪、火炮、车辆。那些“二百支步枪”一类的说法,和详细呈报中列出的旗帜、日记本等轻便物品,对不上。
对不上,就不能硬接。
战场上最怕两种东西:一种是敌人的枪口,一种是后人的口径。
前一种要命,后一种改史。
仁安羌不是不能称捷。
一支中国部队在异国战场上替盟军解围,救出被困英军和随军人员,113团伤亡很重,刘放吾这个团打出了名声,孙立人作为师长也承担了前线统筹责任。
这些都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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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它更准确地说,是仁安羌解围战。
解围,不等于全歼。
协同,不等于独打。
孙立人的问题,不是他没有功劳,而是后来那套叙述把功劳越说越满:敌人越说越多,友军越说越弱,自己火力越说越神,英军坦克和炮兵越说越淡。
最后剩下一张干净的英雄剪影。
可平墙河边不是剪影。
四月十九日前后,刘放吾的113团在河岸、桥头和油田区推进,英军炮兵、坦克在一旁支援,被围英军趁机撤出。日军没能完成围歼英缅第1师的目的,中国军队也付出二百余人阵亡、三百余人负伤的沉重代价。
这才像战场。
一九九〇年十一月十九日,孙立人病逝于台中寓所。这个曾在缅甸战场扬名的将军,晚年长期幽居,门外的热闹已经不归他管。
可仁安羌那天的炮声还在。
它提醒后人:113团的血是真的,刘放吾的冲锋是真的,孙立人的功劳也是真的;但那场仗,不该只剩一个人站在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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