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2019年，我在伊朗经商六年，娶了3位当地妻子，生意红火，家庭和睦。
可一个深夜的越洋电话，打碎了我所有的平静。
母亲病危，我连夜赶回国内，在病床前整整守了45天。
等母亲的病情终于稳住，我拖着疲惫的身躯，重新踏上了飞往伊朗的航班。
一路上，我满脑子都是三个妻子的笑脸，想着推开门的那一刻，她们一定会像往常一样迎上来。
可当我拖着行李走到家门口，心里却莫名地发慌。
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却又说不上来。
我掏出钥匙，深吸一口气，推开了那扇门。
茶几上摊着厚厚一沓账本和文件，三个妻子齐刷刷坐在沙发上，没有一个人站起来迎我。
那一刻，我整个人愣在了原地。
01
我叫陈守义，湖南永州人，四十二岁。
说起来，我这辈子走的路，连我自己有时候都觉得像在做梦。
三十岁那年，我一个人揣着借来的八万块钱，跟着老乡辗转倒机，落脚在德黑兰。
那时候的德黑兰，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巨大的谜。街上的招牌我一个字不认识，集市里的叫卖声我一句听不懂，连找厕所都要连比带划折腾半天。
可我咬着牙留下来了。
最开始是在老乡的店里打下手，帮着清货、搬箱子、跑腿送货。后来摸清了路子，自己倒腾起了小五金配件——扳手、螺丝、阀门、管件，这些在国内不起眼的东西，在当地市场供不应求。
就这样，一年一年熬下来，我的摊子越铺越大，仓库从一间变成了四间，雇的工人从两个变成了十几个。
生意做顺了，人就开始想别的。
异乡的夜晚很长，一个人对着天花板，总觉得缺点什么。
我第一任妻子纳兹宁，是我仓库附近一个布料商的女儿。
那年她二十四岁，梳着一头乌黑的长发，眼睛大而明亮，说话声音很轻，却字字清晰。皮肤白得出奇，颧骨上有两粒浅浅的雀斑，笑起来会把眼睛眯成一条缝。
我们第一次说话，是因为她帮我翻译了一份货运单据。
她的中文说得磕磕绊绊，我的波斯语也只够点菜买东西，两个人对着单据又比又划，最后笑成一团。
就是那一次，我记住了她。
后来我托人提亲，纳兹宁的父亲打量了我很久，问了我在伊朗的生意情况，又问了我家里的情况。
我说实话："家里有老母亲，父亲走得早，我是独子，一个人出来打拼的。"
老人沉默了片刻，抬起眼皮看了我一眼，又低下头，磕了磕烟灰，点了头。
婚后，纳兹宁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
她会做一手地道的波斯炖羊肉，每次我从仓库回来，远远就能闻见那股藏红花的香气。她不爱多说话，但凡事都记在心里。我出门忘了带东西，她会追出来塞进我手里；我应酬回来晚了，她从不多问，只是默默把热汤端上来，然后坐在旁边陪我。
有时候我喝多了，骂那些拖着货款不还的客户，说得难听。她就坐在那里听着，等我说完了，递给我一杯温水，说："喝完去睡吧。"
后来有了大儿子阿里，孩子整夜哭，她从不让我起夜，一个人把孩子抱到另一个房间去哄。我有时候半夜醒来，看见她靠在墙上睡着，孩子搭在她肩膀上，月光从窗帘缝里漏进来，打在她脸上。
那个画面，我到现在还记得。
第二任妻子萨拉，是纳兹宁的远房表妹。
这件事说起来有点绕，但在当地其实并不稀奇。
纳兹宁主动提起的，说她表妹二十六岁了还没嫁出去，家里催得紧，性子又倔，相亲相了十几个都没成。
我当时还没当回事，直到纳兹宁把人带来家里吃饭，我才算见到真人。
萨拉长得和纳兹宁不像，个子高挑，说话声音响亮，进门就大大方方地打招呼，一点拘谨都没有。她穿着一件深蓝色的长裙，头发松松地盘在脑后，进门换鞋的时候蹲下去又站起来，动作利落得像个练过的人。
饭桌上，她自己给自己夹菜，还给我夹了一筷子烤茄子，抬起头笑着说："你不用客气，我也不客气。"
我愣了一下，旁边纳兹宁笑得弯了腰。
那顿饭吃完，纳兹宁悄悄拉我到厨房，问我觉得怎么样。
我想了想，说："挺好的，爽快。"
纳兹宁就笑了："那就是同意了？"
我说："你都带来了，我说不同意你信吗？"
她捂着嘴笑，推了我一把，说："那就这么定了。"
萨拉进门之后，果然爽快。家里的账目她主动接管，说我算账太粗心，少算多算的都有。
"你这账本记得跟鬼画符一样，"她坐在桌边翻着我的本子，皱着眉头，"这一笔是什么？收了谁的钱？"
我凑过去看了一眼，说："哦，那是马哈茂德上个月还的货款。"
"马哈茂德是谁？"
"仓库东边那个做建材的。"
"那你为什么不写名字？！"
"……我以为我记得住。"
她抬起头看了我一眼，那眼神像是在看一个没救的人，然后低下头，自己掏出一支笔，重新整理起来。
从那之后，账目清晰了不少，跟供货商对账也少扯了很多皮。
我私下跟纳兹宁说："萨拉这人，厉害。"
纳兹宁不置可否，只说："厉害有什么用，脾气太冲，以后有你受的。"
第三任妻子米娜，是后来才进门的，进门时才二十二岁。
她是我一个合作伙伴介绍的，说他家侄女聪明能干，懂点生意经，问我有没有意思。
我当时其实没太想再娶，生意正忙，家里两个妻子已经够我费心思的了。但那个合作伙伴说得很诚恳，说孩子父母走得早，是他们家带大的，不图别的，就想找个靠得住的人。
我去见了一次。
米娜进门那天，穿了一件枣红色的长裙，头发盘得很高，眉眼生得精致，像是画出来的。她见了我，规规矩矩地行礼，眼神却很清醒，不像是怕生，更不像是来讨好人的。
我问她："你自己愿意吗？"
她看了我一眼，停顿了一下，说："我见过你，打听过你，愿意。"
那股子清醒劲儿，让我觉得这个人不一般。
后来发现，米娜脑子确实活络。仓库进货的渠道，有两条是她帮我谈下来的；有个老客户闹过一次纠纷，也是米娜出面周旋，把话说得软硬兼施，最后把关系修补回来了。
但她在家里是最小的，纳兹宁和萨拉都比她年长，有时候两个人闹别扭，会不自觉地把她排在外面。米娜从不声张，该吃饭吃饭，该说话说话，私下里跟我说过一次："姐姐们不难相处，就是有时候把我当孩子。"
我说："那你就当孩子呗，有什么不好。"
她白了我一眼，没再说话。
三个人住在同一栋楼里，我给她们各自安排了独立的房间和起居空间，大事小情尽量一碗水端平。纳兹宁是大家长的脾气，凡事稳着来；萨拉管账，谁也不许乱花钱；米娜最小，但从不服软，有时候三个人闹点小矛盾，反而是她先说"算了算了"。
这个家，说不上完美，但确实踏实。
有一年入冬前，仓库进了一批问题货，供应商那边扯皮，损失了将近二十万，我连着半个月没睡好觉，整个人瘦了一圈，脾气也差了很多。有天晚上，我把账本摔在桌上，坐在那里一句话不说。
纳兹宁把三个孩子都哄去睡了，一个人坐在我对面，也不说话，就陪着我坐着。
萨拉端了一壶茶进来，放在桌上，说："钱的事，扛得过去的。"
米娜站在门口，踌躇了一下，走进来，把我那本皱巴巴的账本拿过去，翻了几页，说："这几个客户的回款还没到，我去催，你先睡。"
那天夜里，我坐在那间屋子里，看着三个人来来去去，忽然觉得，这辈子在外头吃了那么多苦，算是没白吃。
可这样的日子，也有它难过的地方。
三个人住在一起，摩擦是免不了的。
纳兹宁和萨拉有时候会为了家里的开销起争执。纳兹宁觉得该给孩子报个课外班，萨拉说没必要花这个冤枉钱；纳兹宁要换一套新沙发，萨拉说旧的还能用，硬撑着。两个人谁也不服谁，有时候能冷战两三天，我夹在中间两头哄，比谈生意还费劲。
米娜呢，年纪最小，有时候憋了气，不跟两个姐姐说，就来找我。
有次她坐在我书房里，半天没开口，最后才说："守义哥，我有时候觉得，自己在这个家里像个外人。"
我放下手里的文件，看了她一眼，问："谁让你觉得的？"
她摇摇头，说："没有谁，就是……说不上来。"
我说："那就别说，是自己想多了。"
她低下头，没再说话，但我看得出来，她不信。
我自己心里其实清楚：这三个人，性格不同，来路不同，住在同一屋檐下，各有各的委屈，也各有各的坚持。我能做的，不过是尽量不厚此薄彼，别让任何一个人觉得自己不值得被对待。
大多数时候，我做到了。
我以为会一直这样下去。
02
那个电话，是深夜十一点多打来的。
我刚从仓库回来，鞋都没换，正坐在沙发上揉脚。阿里已经睡了，楼上没有动静，客厅里只开着一盏台灯，整个房间静得能听见墙上钟表的秒针声。
手机屏幕亮起来，是国内的号码，我妹妹陈守芬打的。
我接起来，还没说话，就听见电话那头传来哭声。
"哥，妈不行了——"
我猛地站起来，鞋都踢飞了一只。
"怎么了？怎么突然——"
"今天下午突发脑溢血，现在在抢救，医生说……医生说让家属做好准备……"
"哪个医院？"
"县人民医院，哥你快点……"
"我马上回来。"
我挂了电话，站在原地愣了大概三秒钟，然后脑子里所有的东西一下子都清空了，只剩下一件事——走。
纳兹宁听见动静，从卧室走出来，看见我脸色，愣了一下，走过来轻声问："怎么了？"
"我妈出事了，我得回国。"
她没再多问，转身去卧室，开始帮我找行李箱。
萨拉听见声音，从楼上下来，站在楼梯口看了一眼，问："要订机票吗？"
"查一下，最近的班次，能转机的都行。"
"好。"她转身回去，已经拿起了手机。
米娜最后一个出来，睡眼惺忪，头发散着，看见满地乱摊的衣服和纳兹宁翻箱倒柜的阵仗，立刻清醒了，走过来二话不说帮着叠衣服。
三个人没有一句废话。
半个小时，行李收拾好了。萨拉把订单截图发到我手机上，说："最晚后天早上能到，转机在迪拜，你现在去机场候着，碰运气看有没有退票。"
我点了点头，拎起行李就要走。
纳兹宁追出来，把一个保温杯塞进我行李包的侧袋，说："路上喝，是热的，加了蜂蜜。"
萨拉站在门口，手里抱着胳膊，声音比平时低了很多："到了给我们发个消息。"
米娜没说话，只是站在萨拉身后，眼圈有点红，用力地咬着嘴唇。
我说："家里的事你们看着来，生意上有什么拿不准的打电话问我。"
纳兹宁点头："知道了，你去吧。"
我转身走了。
走到楼道口，我回头看了一眼。
三个人站在门口，灯光从身后打出来，把她们的影子拉得很长，一直延伸到楼道的地板上。米娜抬起手，冲我摆了摆，没有说话。
我那时候想，等我回来，一定好好补偿她们。
可我没想到，这一走，就是整整四十五天。
03
母亲抢救过来了。
但落下了半身不遂。
右边的手脚不听使唤，说话也变得含混，有时候讲着讲着突然停住，眼神就空洞地漂向天花板，像是走丢了一样。
我赶到医院的时候，妹妹陈守芬守在病房门口，头发乱着，眼睛肿得像桃子，见了我，一句话没说先哭出来，抓住我的胳膊，整个人都在抖。
"哥……我一个人撑不住了，我真的撑不住了……"
我把她扶住，说："我在了，没事了，你先去洗把脸。"
走进病房，我看见母亲躺在床上。
她从前是个利落人，地里的活做得比男人还快，走路带风，说话声音洪亮，逢年过节能一个人张罗出十几道菜。可现在，她缩在白色的床单里，整个人像是小了一圈。右手搭在被子上，手指微微蜷着，那只手我太熟悉了——小时候拉着我走山路的，帮我缝过书包的，送我去镇上读书时捏过我肩膀的。
我在床边坐下来，握住她那只手。
她慢慢地转过眼睛看我，嘴唇动了动，声音很低，很费力："守义……你……回来了……"
"回来了，妈。"
"你……生意……"
"不要紧，生意放着，您先好起来。"
她闭了闭眼睛，手指轻轻地握了一下我的手，又松开了。
那一刻，我低下头，没有让她看见我的脸。
病房里的日子，长而沉重。
白天守着喂饭，夜里陪着翻身，帮着做康复训练，隔几个小时就要叫护士量一次血压。护工请了一个，但我不放心全交出去，总是跟着盯着。妹妹住在医院附近，早上来换我，让我回去睡几个小时，下午再来换她。兄妹两个就这么倒班，没有一天是消停的。
有一次，母亲夜里烦躁，不停地想把吊瓶拔掉，我按着她的手，哄了将近一个小时，才慢慢安静下来。等她睡着，我坐在床边，把脸埋进双臂，无声地哭了一场。
那是我这辈子哭得最难看的一次。
每隔两三天，我会给伊朗那边打一个电话。
三个妻子都会接，说说家里的情况，问问母亲怎么样了。
纳兹宁的声音一贯平稳，说："家里好，你放心，仓库那边阿里帮着盯着呢，没出什么乱子。"
萨拉会直接汇报："这周的货款收了两笔，还差一笔催了两次还没到，我在跟进，你不用管。"
"行，那笔货款如果再拖就找马哈茂德帮我去催一趟。"
"知道了，你那边怎么样？"
"还行，撑着呢。"
米娜有时候会把电话抢过来，压低声音问："你吃饭了吗？那边的饭你吃不惯吧？"
"还凑合，医院附近有个面馆，天天去。"
"你别省钱，好好吃饭。"
"知道了，你也好好的。"
她"嗯"了一声，就把电话还回去了。
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地过，母亲的情况在慢慢好转，那头的电话也还是照常打，照常接，平平稳稳的，看起来一切都没有变。
有时候挂了电话，我坐在医院走廊的塑料椅上，看着来来往往的人，忽然很想家。
不是国内的家，是德黑兰那栋楼，是那扇米黄色的铁门，是纳兹宁做羊肉时飘出来的藏红花香，是萨拉在餐桌上翻账本的声音，是米娜端着茶杯坐在窗台上发呆的样子。
我给自己算了一遍：等母亲稳定下来，最快也得再等半个月。
半个月，对那头来说，是什么概念？
生意上的事，三个人撑着，应该没问题。家里的事，纳兹宁向来稳，也不会出乱子。
我这么想着，把心里那点说不清道不明的不安，压了下去。
有天夜里，我一个人坐在病房外的走廊里，窗外的路灯把地面照得一片惨白。
走廊另一头有个老人，一个人推着点滴架在转圈，脚步很慢，圈子很小，走了一圈又一圈。
我看着他，忽然想起了自己父亲去世那年。
那时候我才十七岁，母亲一个人把我和妹妹拉扯大，没改嫁，没喊过一声苦，就是闷着头往前走。
我出来打拼，是为了挣钱，也是为了有朝一日，能让她跟着我过几天舒坦日子。
结果人还没接出来，她先倒下了。
我坐在那条走廊里，把手机握在手心，看了很久，最终没有拨出去。
那头的三个人，这会儿应该都睡了。
算了，等回去再说。
04
母亲的病情，在第三十八天的时候出现了明显好转。
右手能慢慢抬起来了，说话也清晰了不少，能说完整的句子，吃饭不再需要人喂，自己能拿勺子，虽然慢，但总算能吃进去。
医生说，后续的康复训练可以在家里做，不需要再住院了。
妹妹替母亲办了出院手续，安排了上门护工，又把家里的房间重新收拾了一遍，方便母亲行动。我帮着搬东西、布置，把能挪的家具都挪了，把地板上的门槛全部拆掉，防止母亲走动的时候绊倒。
忙完这些，已经是第四十三天了。
最后两天，我坐在母亲屋里，陪她说了很久的话。
她问我伊朗那边怎么样，问生意，问那三个媳妇好不好。
我说："都挺好的。"
她点了点头，沉默了一会儿，慢慢说："守义，妈这辈子没什么本事，就是记着一句话——做人不能亏欠。"
"妈，我知道。"
"你知道就好，"她停了一下，又说，"那三个孩子，跟着你在外头，不容易。"
我没再接话，只是点了点头。
第四十五天，妹妹送我去机场。
路上两个人话不多，妹妹靠在副驾驶上，看着窗外的路，沉默了很长一段。
快到机场的时候，她忽然开口说："哥，你回去好好歇歇，你这次累狠了。"
"没事，回去就好了。"
她"嗯"了一声，没再说别的。
到了出发厅门口，她帮我把行李箱从后备厢拉出来，拍了拍箱把，说："到了发个消息。"
"知道了。"
"哥——"她叫住我，我回过头，她站在车门边，看了我一眼，最后只说，"路上小心。"
我点了点头，拎起箱子走进去了。
过了安检，我回头张望了一眼，出发厅的大门已经在身后关上了，什么都看不见。
我转回头，跟着人流往里走。
飞机起飞，机舱里的灯慢慢调暗，周围的人陆陆续续睡过去。
我靠着椅背，闭着眼睛，没有睡着。
脑子里乱糟糟的，什么都想，又什么都没想清楚。
去程的时候，我揣着一口气冲过来，眼里只有母亲，脑子里什么都顾不上想。回程坐下来，才发现身上像是被人抽空了一截，两条腿像是塞了铅，动一下都费力。
我闭着眼睛，把三个妻子的脸在脑子里过了一遍。
纳兹宁大概已经在准备晚饭了，藏红花炖羊肉，或者是酸奶黄瓜，她知道我爱吃这两样。
萨拉肯定把这四十五天的账目整理得一清二楚，等我回去，一笔一笔对给我看，顺带着要从头到尾数落我一遍记账不规范的问题。
米娜……米娜大概会站在门口，抱着胳膊，装作漫不经心，等我进门了，才低着头说一句"回来了"。
想到这里，我嘴角扯了一下。
飞机颠了一下，机舱里有婴儿哭起来，又很快止住了。
我睁开眼睛，看了看舷窗外，黑压压的云层在机翼下面翻涌，什么都看不见。
我重新闭上眼睛。
四十五天没回去，仓库那边阿里一个人盯着，不知道出没出过什么岔子。还有那笔一直没到账的货款，萨拉说在催，也不知道催下来没有。
想了一圈，还是那个念头压过了所有的杂乱：
快点到家。
05
落地是下午三点多。
我转了一次机，又打了将近一个小时的车，等到小区门口的时候，天色已经开始泛黄，风里带着一股夹杂着灰尘的干燥气息。
保安认出了我，点了个头，没多说什么。
我拖着行李走进楼道，脚步声在走廊里回响，一声一声，听起来格外清晰。
三楼的灯还是坏的，黑着，我摸着墙往上走。
走到门口，停下来。
门缝里透出光，橘黄色的，是客厅的灯开着。
里面有声音，很低，断断续续，听不清在说什么。
我把行李箱轻轻放在地板上，在口袋里摸钥匙。
右手边口袋，没有。左手边，掏出来——一把老式的黄铜钥匙，带着薄薄一层汗渍，边缘已经磨出了一道细痕。
我握着那把钥匙，站在门口，没动。
明明盼了四十五天，明明在飞机上把推开门的那个画面想了不知道多少遍——三个人迎过来，纳兹宁端着热汤，萨拉已经把账本摆好准备跟我对，米娜抱着胳膊站在旁边装作不在意，结果第一个把我行李抢过去的一定是她。
可站在这扇门前，脚就是迈不动。
不知道站了多久，里面的声音停了一下，又响起来，这次隐约听见一句，像是纳兹宁的声音，说了两个字——"等着"。
后面跟着什么，没听清。
我深吸一口气，把钥匙插进锁孔，轻轻一转。
锁舌退回去，发出一声轻响。
我推开了门。
客厅里的灯全开着，亮得有点刺眼。
三个人坐在沙发上，一字排开，没有一个人站起来。
纳兹宁坐在最左边，腰背挺直，两手交叠放在膝盖上，表情很平静，平静得有点不像她。
萨拉坐在中间，手边放着一个厚厚的文件夹，手指搭在上面，眼睛一直盯着我，从我进门那一刻就没有移开过。
米娜坐在最右边，眼圈是红的，低着头，手指绞在一起，始终不看我。
茶几上摆着一沓账本，整整齐齐叠着，旁边压着几份文件，文件上有我从未见过的印章，红色的，字迹密密麻麻。
我站在门口，行李箱还握在手里，还没放下。
扯出一个笑，声音有点干："回来了……怎么都坐着？"
没有人站起来。
纳兹宁抬起眼睛看了我一下，又移开了。
萨拉的手指在文件夹上轻轻敲了两下，没说话。
米娜的手绞得更紧，头压得更低。
我往里走了两步，行李箱的轮子在地板上发出"哗哗"的声音，在安静的客厅里显得格外响。
"你们……在等我？"
萨拉终于动了。
她站起来，手里拿着那份文件，走到我面前，停住，然后用力把那份文件甩到了我脚下。
文件在地板上散开，白色的纸页翻着，有几张滑到了我的鞋尖边上。
她眼眶通红，声音低沉而用力，一字一字地吼出来：
"陈守义，你他妈把我们当什么了？！"
我低下头，看了一眼地板上那份文件。
整个人如遭雷击，脸色瞬间惨白，腿一软差点跪在了地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