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把自己活成了一条大河

（来源：天津日报）

转自：天津日报

　　柳宗元在《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中评价韩愈的文章，说过一句很重的话：“韩子之辞，若壅大川焉。”意思是说，韩愈的文字像一条被堵塞的大河，憋着、蓄着，终有一天要决堤而出，漫过陆地。

　　《大河之诗：韩愈和他的时代》书名就取自这里，它开篇第一件事，就是拆偶像。

　　北宋沈括在《梦溪笔谈》里言之凿凿：世人画的韩愈像，其实都是五代南唐韩熙载的像。那个清癯儒雅、美髯飘飘的“韩文公”，是宋朝人集体想象的结果，真正的韩愈“肥而寡髯”，是个胖子，脸上只有几根稀稀拉拉的胡髭。

　　把胖的画成瘦的，再添一部漂亮胡子，画师们的心意不难猜：一个被苏轼誉为“文起八代之衰”的人，怎么能长得像市井商贾？本书作者从这句考证写起，把那个被供了两百多年的偶像请下神坛，换上来一个“隐秘的摩羯座、垂钓爱好者，李白杜甫的狂热崇拜者”，一个“有牙病，适度饮酒，极度不喜海鲜，爱议论，爱较真，喜欢赌一把”的活人。

　　条山苍 河水黄

　　韩愈三岁丧父，把他养大的是长兄韩会和嫂子郑氏。十岁那年，权倾一时的元载倒台，做起居舍人的长兄韩会受到牵连，贬官岭南，韩愈跟着一家老小迁居韶州。韩会英年早逝后，嫂子郑氏率百余口人的大家族扶柩北归河阳，又举家避居宣城。

　　贞元二年（786）冬天，十九岁的韩愈从宣城出发，北上赴长安。他以为读书求仕是为了“为人”，等穷过之后才明白，更是“为己”。一大家子的衣食，都压在这个少年肩上。

　　此后的长安十年，是韩愈人生里最不堪的一段。考进士考了四次，到贞元八年（792）二十五岁才中第，那一科主考是陆贽，同榜出了李绛、崔群、王涯等一干日后宰臣，人称“龙虎榜”。可是中了进士不等于有官做，还要过吏部博学宏词科这一关。他考了三次，全落榜。

　　这本书写韩愈，不回避他的寒酸、他的怨气、他的自嘲，甚至不回避他求人时“若俯首帖耳，摇尾而乞怜者，非我之志也”的倔强背后的狼狈。那个把自己比作大江中“怪物”的年轻人，得水则“变化风雨，上下于天不难也”，不得水则困死沟壑。这样的自画像，比任何官修传记里的“韩吏部”都更接近一个真实的天才。

　　我愿生两翅 捕逐出八荒

　　贞元八年（792）春天，一个面容忧戚的南方诗人走进韩愈的视野。此人姓孟名郊，来自湖州武康，四十六岁才第一次中进士，此前考了半辈子。长安的春风里，他躲在客栈里“一夕九起嗟，梦短不到家”。韩愈读他的诗，“食荠肠亦苦，强歌声无欢。出门即有碍，谁谓天地宽”，觉得那苦涩不止于口舌之味，连肠子都感觉得到。他认定，这就是自己一直在找的那个人。

　　就此，铺开一整个中唐文人的“朋友圈”。孟郊、贾岛、张籍、李翱、柳宗元、刘禹锡、白居易、元稹，还有董晋、裴度、武元衡这些朝堂重臣，韩愈这辈子认识的人、交过的朋友、得罪过的敌人，被一条时间线串了起来。读这本书，就像打开了一千多年前的“朋友圈”：哪年哪月在汴州，谁和谁喝了什么酒，谁给谁写了荐书，谁跟谁翻了脸，全都清清楚楚。

　　孟郊年近五十还未得官，韩愈在《醉留东野》里把自己比作小草，说愿意一生“低头拜东野”，如果孟郊是龙，他愿意变身为云，四方上下追逐他。作者认为，虽是酒后所作，粗粗莽莽，肆口道出，一种真意却喷薄于字里行间。真是把自己低到了尘埃里去。

　　云横秦岭家何在

　　韩愈的一生，是沿着大河展开的。汴河、淮水、洞庭、湘水、沅水、湟水、北江，最后是八千里外的潮州。赵柏田抓住了这个意象：韩愈《复志赋》“凌大江之惊波兮，过洞庭之漫漫”。大河的飞沫，大河的气象，氤氲于他一生不断开拓的诗境之中。“他的一生也真如一条跌宕起伏的大河。”

　　贞元十九年（803），京畿大旱，任监察御史的韩愈上疏请求减税免租，得罪了京兆尹李实，被贬连州阳山令。那是他第一次被流放。荒僻的边城，山行有虎豹之忧，江上大石陡直如剑戟，县城里没有县丞和县尉，十多个小吏说话像鸟叫，韩愈初到时语言不通，只好在沙上写字与他们沟通。

　　永贞元年（805），他等来的是量移江陵的命令，不是赦还。中秋之夜，他和难友张署在郴州对月饮酒，写下《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诗里借张署之口，把贬谪岭南的艰辛写得“声酸辞且苦”：下床怕踩着蛇，吃饭防人下毒，海气湿蛰熏腥臊。张署一番悲歌唱罢，韩愈自己的声音升起来：“君歌且休听我歌，我歌今与君殊科。一年明月今宵多，人生由命非由他。有酒不饮奈明何。”

　　元和十四年（819）正月，宪宗迎佛骨入宫，长安举城若狂，百姓“焚顶烧指，百十为群，解衣散钱，自朝至暮”。韩愈上了一篇《谏迎佛骨表》，把佛骨称作“枯朽之骨，凶秽之馀”，请求一把火烧掉，表中最触犯宪宗忌讳的，是韩愈历数前代奉佛帝王享国不长，并断言“事佛求福，乃更得祸”。宪宗盛怒之下要处死他，经裴度等人力谏，改为贬潮州刺史，且勒令即刻起程。

　　五十二岁的韩愈走到蓝田关，侄孙韩湘冒雪赶上。他还没从打击中缓过神，写下那首流传千古的《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书里写道，韩愈十岁那年随兄贬韶州，第一次经过蓝田关；十五六年前贬阳山，也是大雪天经过此地。此番第三次往岭南，衰年遭谴，再无归望，是以“云横”“雪拥”，心如死灰。而更惨痛的还在后面。韩愈离京五六日后，夫人卢氏带着百余口家眷也被迫离开长安。十二岁的女儿挐正在病中，惊惶加上劳累，死于商州层峰驿，草草葬在道旁。

　　韩愈行至襄州宜城，听闻噩耗，已是许久之后。他一生写祭文无数，《祭十二郎文》痛彻肝肠，而《祭女挐子文》更见一个父亲的血泪：“昔汝疾极，值吾南逐。苍黄分散，使汝惊忧。我视汝颜，心知死隔。汝视我面，悲不能啼。”

　　天街小雨润如酥

　　韩愈在潮州待了约八个月。这八个月，是他人格最复杂的一页。

　　《潮州刺史谢上表》是韩愈到任后写给宪宗的例行公文，却倾尽了他的洪荒之力。他彻底认错：“狂妄戆愚，不识礼度，上表陈佛骨事，言涉不敬，正名定罪，万死犹轻。”然后卖惨：“臣少多病，年才五十，发白齿落，理不久长”，“居蛮夷之地，与魑魅为群，苟非陛下哀而念之，谁肯为臣言者”？再捧宪宗“旋乾转坤，关机阖开，雷厉风飞，日月所照”，建议皇帝东巡泰山、封禅告功，并自荐说，若遇大手笔，“编之乎《诗》《书》之策而无愧，措之乎天地之间而无亏”。

　　年初谏佛骨时有多决绝，此刻认罪就有多彻底。他胆怯了，他妥协了。这是一个妥协的年代，不妥协无以活。他希望妥协能够换来命运的改变。而这不过是绝境之下的一种生存方式。

　　读到这里，我忽然理解了这本书为什么叫“大河之诗”。大河不是一条直线，它要绕山、改道、回旋，甚至倒流，才能一路向前。把韩愈的“妥协”写进他的生命史，而不是替他遮羞，这需要一种近乎残忍的诚实。而诚实，正是这本书最珍贵的品格。

　　书的后半程，韩愈终于老了。元和十年（815），他在长安买了房，得意洋洋向儿子炫耀：“始我来京师，止携一束书。辛勤三十年，以有此屋庐。”从一捆书到一座宅院，他走了三十年。他的诗风也褪尽凌厉，写下了“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这样温润的句子。他的人生就像一支铆足了劲射出的箭，此时正以抛物线缓缓落下。

　　长庆二年（822），五十五岁的韩愈奉命宣慰叛军盘踞的镇州。所有人都以为他回不来了，元稹说“韩愈可惜”。韩愈却对传诏的使者说：“止，君之仁；死，臣之义。”他单刀赴会，凭一番话折服了骄兵悍将，解了深州之围。书里写他“朗朗闻街鼓，晨起似朝时。翻翻走驿马，春尽是归期”，这个连归期都算好了的老头儿，还是去了。

　　长庆四年（824）夏，韩愈告病到城南庄休养，和学生张籍、贾岛在南溪划船。村里的孩子沿岸追着他们跑，田里的农人送他们西瓜，劝他们住下别回城。韩愈以欣快的语气告诉他们：不回了。他写下《南溪始泛三首》，“榜舟南山下，上上不得返”“馀年懔无几，休日怆已晚”。黄庭坚独爱这组诗，“以为有诗人句律之深意”。

　　那年冬天，韩愈病逝于长安靖安坊，年五十七。临终前，他嘱咐家人，不许用佛道的仪式玷污他，要用儒家的礼法安葬，至死都不忘抨击他一生反对的东西。他对皇甫湜说，他怕的不是死，是“随世磨灭”。对遗忘的恐惧，大于对死亡的恐惧。

　　韩愈死后约十年，白居易在《思旧》诗里写了一句“退之服硫黄，一病讫不痊”，把一个至死排佛排道的老人，推到了服食丹药的道德险境里。一个毕生以道德律令立身的人，死后却因一句无妄之言，再次经受道德的责问，这真是命运开的玩笑。

　　但韩愈已经用一生证明了有些东西不可改变。书里有一段话，几乎是全书的心声：“对于韩愈和他的朋友们来说，道是至死也不能改变的东西。那是仁义，是友情，是对世界广博的爱，它同时也是头顶的星空，内心的律令，还有那些神示的诗篇。

　　书中引刘禹锡对韩愈的评价：“手持文柄，高视寰海。权衡低昂，瞻我所在。三十余年，声名塞天。”这个爱较真的胖子，这个会为两只白鸟鸣不平的穷书生，这个在蓝田关大雪里交代后事的老人，这个在病榻上还惦记着“游戏于斯文”的仙人，他的一生，真如一条大河，从模仿汉魏的莽莽苍苍，流经中年的险怪高峻，终归于哲学家式的平静。

　　《大河之诗：韩愈和他的时代》写的就是这条河。韩愈是一个不完美、会妥协、会害怕，却始终不肯熄灭内心之火的人。这比任何神像都更值得仰望。因为大河之所以是大河，不在于它从不改道，而在于它无论经过多少浅滩与风浪，始终奔涌向前，一路把泥沙、落花、星月与悲欢，都裹进自己的浪花里。

　　一本“大河”的航程与暗礁

　　书末的参考征引书目从《旧唐书》《新唐书》到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宇文所安《韩愈和孟郊的诗歌》数十种，引诗皆系年有据，考据功夫过硬。以“朋友圈”取代“单人传记”，让韩愈的命运嵌进中唐的时代网络，藩镇割据、党争、佛道之争、科举制度，都在人物的交游中自然浮现，读来不觉是历史课，却把历史讲透了。

　　但文学想象与史实的边界似乎又有些模糊。书中大量场景化叙述，如“他向着张公子笑了一下”“韩愈忽然悲从中来”等等，这些心理描写是作者依据诗文的合理推演，偶尔以“可能”“或许”标注，但更多时候，想象与史实水乳交融，普通读者难以分辨。对一部传记而言，这既是魅力，也是风险。作者对韩愈明显是“爱之者恒爱之”，写《潮州刺史谢上表》的妥协，他给了充分的同情；写白居易“退之服硫黄，一病讫不痊”的公案，他采信宋人“此退之乃卫中立”之说，为韩愈洗刷。立场可以理解，但学术界对此素有争议，书中未充分呈现相反证据，稍显偏袒。另外，大量引诗加白话翻译，对普通读者友好，但节奏偶显拖沓。

　　当然，这些都是“白璧微瑕”层面的挑剔。整体而言，这是一部真诚、有温度、有思想纵深的大众文史传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