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人民警察胡斌案：用张明楷 “受贿故意” 理论，审视案受贿罪认定

说明：本文依据一审裁判摘要、辩护材料、二审开庭信息学理评析，最终案件定性以生效法律文书为准。仅作法理探讨，不构成个案诉讼代理意见。

武汉洪山原民警胡斌案，一审（2025）鄂 0191 刑初 10 号以受贿、诈骗、徇私枉法三罪并罚，判处十五年有期徒刑。二审案号（2026）鄂 01 刑终 323 号，2026 年 8 月 28 日开庭，最终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其中受贿指控金额约 279 万元，包含阎某 10 万现金、6 套还建房评估价 333 万元、拆迁补偿款 74.11 万元，另有余某 60 万元款项定性存巨大争议。

很多人看到十五年刑期、数百万元涉案金额，便默认定罪无可辩驳。但法学讨论不能被数字裹挟。即便二审裁定已经维持原判，这份受贿罪认定，在实体构成要件与证据审查层面，仍然站不住脚。 我们借用张明楷教授发表于《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26 年第 5 期《论受贿罪的故意》一文提出的受贿故意理论作为标尺，会发现案涉四笔款项，从法理上都不应认定为受贿。

张明楷教授这篇文章，核心是纠正当下司法实践中容易出现的客观归罪误区，尤其是事后认可型受贿的认定边界，可以浓缩为三条核心规则：

第一，受贿罪保护的法益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成立受贿，财物必须和职务行为形成不正当对价关系；并且，国家工作人员在收受财物或者事后知晓财物之时，主观上必须认识到这笔钱 / 财物，是自己职务行为的不正当报酬。单纯客观上 “有身份、收了钱、曾经办过事”，时间上存在先后顺序，不等于权钱交易。

第二，事后受财不等于刑法禁止的 “事后故意”。事后认可型受贿，故意产生于知晓财物并决定不予退还、上交的那一刻，不要求履职前提前约定贿赂。但反过来，如果履职之时没有约定，知晓款项时，行为人根本没有意识到这是职务行为的回报，就自始欠缺受贿故意，不能定罪。

第三，受贿数额认定必须坚持责任主义。行为人只对自己当时能够认识、或者有预见可能性的金额承担刑事责任。真实借款、合法拆迁安置补偿，本身不属于贿赂财物，不能纳入受贿数额。

对照这套标准审视二审裁判逻辑：裁判说理仅仅依靠 “民警身份 + 收受财物 + 曾经履职办事” 就推定受贿故意，本质就是跳过主观要件审查，落入客观归罪。

第一笔，阎某的 10 万元现金。

这笔款项是多年春节分次给付的礼金，裁判认定胡斌与阎某存在管理制约关系，属于承诺谋利，计入受贿金额。但按照受贿故意理论，这个认定存在明显漏洞。

根据两高贪贿司法解释第十三条，认定 “为他人谋取利益”，需要有具体请托事项，建立起请托行为和收受财物之间的对价联系。单纯持续性节日礼金，不能直接推定为贿赂。据辩护材料，阎某原本也是政法干警，自 2013 年起每年春节给付 1 万元，同期还有其他政法人员收取同类礼金，这笔钱更接近老同事之间人情往来，而非权钱交易。

同时，推定存在行政管理制约关系，不能只看一方是警察、一方是商人。胡斌是法制民警，并不负责拆迁、国土、规划审批。想要认定存在制约关系，必须举证具体请托、对应的职务行为、礼金与职务行为的对价关联，不能仅凭身份标签推定。如果胡斌收钱时，主观认知只是节日人情，没有认识到钱款是职权回报，就缺少受贿故意，10 万元应当剔除。

第二笔，6 套还建房，评估价 333 万元，也是指控金额最大的一笔，极易陷入结果归罪。

房屋来源是判断性质的首要切入点。辩护材料显示，案涉仓库 2007 年建成、完成双登公示，属于世居建筑对应的安置权益。安置资格来源于行政征收程序，并非依靠民警职权凭空创设。2010 年房企接手拆迁项目时，胡斌的岗位对该房企本就没有管理制约权力。刑事审判不能绕开行政征收认定，直接把合法安置权益定性成贿赂。

对价关系需要双重证明：客观上存在利用职务谋取不正当利益，主观上行为人知晓该财物是职权报酬。本案没有证据证明胡斌向拆迁方施压、违规扩大拆迁面积。最终仅以 “民警 + 开发商交房” 定案，省略请托、职务、对价、主观认知四层审查，实体说理存在根本性缺陷。

第三笔，74.11 万元拆迁补偿款。

胡斌作为法制民警，并不主管拆迁核算、补偿审批。补偿金额由项目部、征收公司、街道按照征收方案核算。相关资料补充、协议拆分均由拆迁项目部主导。把拆迁代办单位的行政瑕疵，全部归责于胡斌并认定为受贿，属于因果倒置。

按照张明楷教授的理论，仅有事后拿到补偿款的事实，不能证明对价关系。必须证明胡斌取得款项时，清楚这是利用警权换来的回报。若胡斌始终认为该款项属于家庭合法拆迁利益，则不存在受贿故意。

第四笔，余某发 60 万元款项。

资金脉络清晰：2017 年 9 月转账当日直接用于购房；2018 年 5 月归还 50 万元，转账备注借款，双方持有借条。余某发在律师会见时陈述属于借款，后续调笔录改口称行贿，证言存在重大翻转。

区分真实借款与 “名借实贿” 的核心，依然是对价的主观认知。有借条、真实购房用途、大部分款项已经归还，无对应具体请托事项，完全符合民间借贷特征。胡斌若一直认定是借款，就不存在受贿故意。

本案关键证据存在硬伤：辩方申请调取提审同步录音录像、律师会见监控，未获法庭支持。证人证言前后矛盾，没有同录核验翻证缘由，仅采信后一份行贿笔录，达不到证据确实充分标准。另外，控方指控胡斌电话串供，但手机通信记录显示，当日只有赵某打给胡斌，不存在胡斌外呼。如此关键矛盾证据，二审没有调取原始电子数据、传唤证人出庭，仅简单记载 “经质证属实”，无法排除合理怀疑。

除实体定性之外，二审裁定还有四处不容忽视的程序硬伤，直接影响言词证据效力，却未得到实质审查。一是回避争议：洪山监委办案人员与胡斌存在工作矛盾，指定管辖不能当然覆盖调查阶段回避问题；二是留置笔录取证主体问题，部分谈话由无手续的非在编人员参与；三是多次申请调取同步录音录像被搁置，同录是核查供述自愿性的核心证据；四是复杂多项罪名的案件，非法证据排除申请未实质审理、关键证人不出庭，辩护权保障不足。

二审裁定维持原判，只是裁判程序上的结论，不等于实体认定完全正确。

以张明楷教授受贿故意理论总结本案：没有具体请托的节日礼金，不能推定为贿赂；依法取得的拆迁安置权益，不是职务对价；有借条、有还款记录的资金，在证言存疑、缺少同录核验的情形下，应当坚持疑罪从无。

职务犯罪审理，最需要警惕的就是身份推定、结果归罪。

受贿罪的认定，不能只看有没有收钱、有没有公职身份，核心要看权钱对价关系，以及行为人在接收财物那一刻，是否认识到这是职权的回报。对价不成立、主观故意缺失，涉案金额再高，受贿罪也难以成立。

本案后续申诉与审判监督程序，实体上应当聚焦受贿故意、对价关系的重新审查；程序上重点核查同步录音录像、取证合法性等问题。维持只是阶段性的裁判结果，法律上的争议，仍有继续厘清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