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教师：被高估的体面，被低估的煎熬

每年博士毕业季，总有一批最聪明的年轻人挤破头去争一个高校教职。体面、稳定、寒暑假、象牙塔。外人看来的关键词，拼出一幅中产生活的标准画像。

不过画像只是画像。真相是：高校教师平均每周工作51.64小时，84.44%的人每周工作超过40小时，中度和重度过度劳动合计超过一半。法定节假日日均工作4.4小时，寒暑假周工作时间仍然高达32.9小时。换句话说，那三个月的假期，从来没有真正存在过。

这就是高校教师群体的第一层真相：体面是给外人看的，煎熬是留给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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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场没有终点的赛跑

2012年，一本名为《工蜂》的书出版，记录了一群高学历者在高教体系最底层的生存状态。十多年过去了，情况没有变好，反而更糟了。2018年的学术评价改革叫“破五唯”，破的是唯论文、唯帽子、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但破完了呢？旧的尺子扔了，新的尺子还没来得及立，很多学校干脆换了另一把更粗暴的尺子——唯经费。有高校被曝光将获取课题经费作为职称晋升的硬性门槛，“教授8万、副教授7万、博士6万、讲师4万”。学术评价的指挥棒，从“发了几篇论文”换成了“拉来多少钱”。指挥棒指到哪，教师的精力就转向哪。当它只认经费数字，引导的就不是创新，是投机。

这就是“非升即走”制度落地的真实土壤。这个制度源于美国，上世纪90年代由清华大学率先引入，本意是打破“铁饭碗”，用竞争激活学术生产力。逻辑听起来很合理：给你六年，拿出成果，晋升或者走人。可实际操作中，这套逻辑变形了。有的高校聘期淘汰率超过90%，1个编制招来十几位博士“赛跑”；有的高校中途改变晋升标准，教师们永远不知道做到什么程度才能达标。“非升即走”还催生了一个荒诞的副产品：很多女教师只有评上职称才敢怀孕。一个制度如果连基本的人伦节奏都容不下，它还能容下什么？

二、打工仔心态

中山大学原党委书记陈春声2008年在一场学术论坛上说过一段话，放到今天看，几乎像一句预言。他说：“一个明显的现象是，在大学实行教师职务聘任制之后，新一代大学教师普遍萌生了'打工仔'心态，为学术而学术的'学者'难以再成为职业生涯的目标，从而真正意义上的学者也锐减了。”

这话是十八年前说的。十八年后，情况只会更严重。当一个学者每天醒来想的第一件事不是“我今天想研究什么”，而是“这个月我还差多少经费没到账”“这篇论文能不能赶在考核截止前发出来”，他的身份就已经从学者变成了KPI的追逐者。不是他们不想做真学问。是制度的时钟在不停地敲——三年小考核，六年大考核，期间还要应付填表、开会、打卡、手写读书笔记。有青年教师说，自己每天都在“上课—填表—开会—回消息”之间反复横跳，碎片化到需要成为时间管理大师才能勉强活下来。

学术需要闲暇，需要发呆，需要漫无目的地读一些“没用”的书。问题是今天的制度不给这个时间。它要的是短平快，是可量化的产出，是在考核周期内能折算成数字的成果。在这样的制度下，“为学术而学术”不只是一个理想，它变成了一种奢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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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倒下的那些人

2025年3月5日，浙江大学材料学院教授刘永锋因突发脑溢血离世，年仅48岁。他的妻子在一封公开信中透露：过去一年，刘永锋工作了319天。319天。一年总共365天。十八年如一日地高强度工作，承担近30项国家级项目，发表250余篇SCI论文，年均工作时长远超常人极限。

这不是孤例。2025年1月，南京理工大学副教授刘崇俊去世，42岁。2月，辽宁大学教授祝志川去世，44岁。4月，宁夏大学教授李海波去世，41岁。10月，湘潭大学37岁的博导刘昊霖在给本科生划完重点的第二天上午猝然离世。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25年9月15日，这一年已有68位中青年学者不幸逝世。

这些人去世时，都还在创造力最旺盛的年龄段。他们不是倒在战场上，是倒在了办公室、会议室、实验室里。不是被敌人打倒的，是被表格、申报书、结题报告和永远不够的睡眠时间耗尽的。

比猝死更普遍的是活着的煎熬。一项面向广州9所高校694名专任教师的调查显示：高校教师焦虑得分中重度及以上占比27.2%，抑郁重度及以上占比11.2%。换句话说，每四个高校教师里就有一个处在焦虑的重度区间。这不是某个人的心理素质问题，这是一个群体的系统性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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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制度病了，人替制度吃药

问题的根子，不在于某个人不够努力，也不在于某个校长太苛刻。它是一种系统性的错配。高校用企业的逻辑来管理学者，用工厂的逻辑来管理知识生产，用KPI的逻辑来衡量思想的价值。当一个大学把“1个编制招十几个人来竞争”当作效率的体现，把90%的淘汰率当作筛选精英的代价，它已经偏离了大学的本分。

真正意义上的大学，应该是一个允许人“浪费”时间的地方。允许一个人在某个问题上钻十年牛角尖而暂时拿不出成果，允许一个人做一些“现在没用但将来可能有用”的研究，允许一个人安静地教书而不必每天焦虑于“产出”。但今天的制度不允许。它要的是确定性，是可控性，是可审计性。学术的不可预测性与管理的可预测性需求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张力。而当管理需求压倒一切时，被牺牲的永远是学术本身。

回到那个最朴素的问题：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大学？需要什么样的教师？如果答案仅仅是“能发论文、能拉经费、能填考核表的人”，那今天的制度运转得还算合格。但如果答案里还包括“能安静思考的人”“能点燃学生的人”“能用十年做一件真正重要的事的人”，那么，制度需要改变的还有很多。

刘永锋的妻子在公开信里写，希望“正视各大学中青年科研工作者过劳的问题”。这是一句遗属的呼吁，也是一个群体的困境。体面是别人眼里的体面，煎熬是自己受的煎熬。当体面和煎熬的落差大到一个人无法承受时，我们就不能再假装看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