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米尼加没死刑却处决穷人！4500人死在警察手里，谁在纵容犯罪？

多米尼加共和国：否认阶级强制与包庇腐败的恶行。在多米尼加，“交火”这个词常被用来掩饰处决或谋杀的行为，成为一种委婉的表达。在这个没有死刑的国家，任何形式的处决都属于法外行为。

有人质疑“所有处决都是当局犯罪”的判断，这种质疑实际上是在逃避保护人权的责任。它试图引导公众忽视一个历史任务：摧毁制造和利用罪犯，并在必要时将其灭口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这种秩序在需要时，会给人贴上“罪犯”的标签，以此压制异议。

1889年11月，何塞·马蒂在纪念何塞·玛丽亚·埃雷迪亚的演讲中警告：“靠卑劣行径谋生，或与之为伍的人，同样卑劣。仅仅避开它还不够，必须与之斗争。平静地看着一桩罪行发生，也是在参与这桩罪行。”指出多米尼加事实上在执行死刑还不够。还应指出，这种行为是因为某些集团认为，令嫌疑人噤声符合他们的利益。这样可以避免司法程序的启动，避免揭露未知的真相，也避免某些本应只出现于花边新闻的名字被曝光。

国家事实上通过共和国总统和企业界代表，将决定生死的权力交给了这些人。媒体操控将“是否赞同交火”变成讨论议题，因为直接讨论处决是否恰当显得荒谬。如何能围绕一个虚假的称谓展开讨论？交火是极端暴力的对抗，而法外处决则是警察或巡逻队杀害嫌疑人的行为。正如那首古老的南美歌曲所唱，他们往往是先开枪，再调查。

对强硬治理方式的认同，使企业媒体评论员和制造垃圾内容的平台讨论，是否应为这种毫无伪装的违法行径喝彩。多年来，唯利是图的新闻业一直否认清除贫困罪犯是一项国家政策，是阶级强制手段，也是掩盖普通犯罪与那些头戴大檐帽、身着制服、佩戴徽章的犯罪者之间联系的方式。

这也是为了掩盖一种肮脏联盟：它服务于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数据无法掩盖。由律师曼努埃尔·玛丽亚·梅塞德斯主持的全国人权委员会估计，1997年至2012年间，共有4069名男性和女性死于警察之手，其中包括未成年人。2018年至2025年，这一数字为4500人。

全国人权委员会在报告中提到多名警察首长，包括拉斐尔·吉列尔莫·古斯曼·费尔明、佩德罗·德·赫苏斯·坎德拉里奥、何塞·阿尼瓦尔·桑斯·希米尼安、贝尔纳多·桑塔纳·帕埃斯等人。无需逐一列举，只需指出，他们都是富有的前官员，受到统治阶层的庇护。

如今，他们的名字出现在顾问薪酬名单上，也出现在各类政客组织的领导人名单中。其中包括由前总统莱昂内尔·费尔南德斯领导的人民力量党、前总统达尼洛·梅迪纳领导的多米尼加解放党，以及由前总统伊波利托·梅希亚和总统路易斯·阿比纳德尔领导的现代革命党。其中一些人还组建了小型团体，供选举时租借利用；他们与米格尔·巴尔加斯、已瓦解的基督教社会改革党领导人及其他政治特许组织同行，从国家和私营部门的剥削活动中获益。

他们从未因处决和杀人行为被追责。相反，他们在统治结构中的位置依然稳固。统治阶级奖赏他们，因为他们为其效力。杀害那些损害大企业利益的人，难道会得不到报偿吗？对抗议活动采取强制性管控措施，难道同样不会得到报偿吗？

在城市社区和乡镇，相关行动已经导致数百人死亡，这一点不能被遗忘。指出白领罪犯不会遭到处决或杀害还不够。这些人可以花费数百万购买其犯罪行为的豁免权；他们的罪行可能极其严重，例如侵吞用于医疗和教育的资金，或者挪用本应用于缓解饥饿、减轻大量民众困境的资金。

还应指出，他们不会因这些罪行而失去特权和财富。在政治角逐中，一些能够接触公共资金、因侵吞公款而被指控的富有罪犯，曾以引人注目的方式被拘捕，住所也遭到搜查。但共和国总统从未警告他们投案自首，“这样对他们会更好”。这种警告只针对那些进不了豪华大厅的罪犯或嫌疑人。

如果不是在刚刚过去的9月已有超过40人死于警察巡逻队之手，这番警告本会沦为一场表演。现任警察总长埃内斯托·拉斐尔·罗德里格斯·加西亚认为，自己不必为此负责，与他共事的团队也将受到有罪不罚的保护。这正是其前任留下的经验。延续这种有罪不罚状态，也是亲建制媒体的使命之一。

职业操纵者在垃圾内容平台上声称，反对社区中的处决，就是奖励罪犯、无视受害者。这一说法与事实不符。法律明确界定并惩治犯罪，也必须要求有关方面给予犯罪受害者应有的关注。还必须谈预防政策。对此的要求应包括切实重视教育，而不是像目前这样流于表面；也应包括消除针对个人或群体的一切排斥、边缘化和歧视。

拒绝死刑，就是要求拆除那些利用罪犯制造百万富翁、又可毫无后果地让这些罪犯噤声的犯罪结构。拒绝这种做法，就是谴责将杀人作为国家政策和压制穷人的策略。揭露这种做法，就是要认清其支持者，并同他们斗争。现在是拆除欺骗性话语的时候。必须明确，不能把维护统治阶层特权的行为伪装成正义；而这些特权之一，就是可以制造罪犯，并在认为适当时消灭他们。迫切需要瓦解一种甚至威胁人类自身的秩序。必须重申这一思想：即使右翼及其更为激进的政治力量宣称它已经不合时宜，它依然真实而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