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热津斯基警告：中俄伊联盟很危险，中日和解却将终结美国的霸权

1997年，布热津斯基出版《大棋局》，彼时苏联解体不过六年，美国正处于单极霸权的顶峰。他在书中做出了一个对后来者影响深远的研判：欧亚大陆的战略控制权决定着全球权力格局，而有三种联盟格局一旦形成，就足以从根本上瓦解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中俄伊”反霸权”联盟是他认为最危险的；中日联盟是后果最为深远的；俄欧轴心则是最不稳定的。这三个判断，距今快三十年，对照2026年的国际现实，正在以不同方式走向验证。

布热津斯基当年特别强调了一个前提条件：中俄伊三角只会在美国持续对这三个国家同时采取敌对政策时才会真正成形。他用的词是”短视”——意思是任何理性的战略家都不应该把三个大国同时逼向同一阵营。但从2025年到2026年的美国政策选择来看，华盛顿恰恰走上了布热津斯基最忌惮的那条路，而且还在加速。

2026年2月28日，美国与以色列联合对伊朗发动了大规模军事打击，目标直指伊朗核项目及相关军事设施。行动之猛烈，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袭击中遇难。中方在随后的外交部记者会上明确表态，袭击并杀害伊朗最高领导人，严重侵犯伊朗主权安全，践踏《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对此予以坚决反对和强烈谴责。这不是一场中国可以袖手旁观的危机——中国在伊朗有大规模能源和基础设施投资，数千名中国公民置身战火之中。

在危机爆发后的关键窗口期，外交斡旋的动作迅速展开。王毅外长先后同俄罗斯、伊朗、法国和阿曼外长通话，阐明中方立场，积极劝和阻战。王毅强调，中方的立场是：第一，立即停止军事行动；第二，尽快重回对话谈判；第三，共同反对单边行径。截至3月2日，已有3000余名中国公民自伊朗撤离，中国驻伊朗周边国家使领馆已派出工作组赴口岸接应。一名中国公民不幸在德黑兰军事冲突中遇难，外交部随即启动领保机制。

中俄两国在此次伊朗危机中的协调速度，出乎许多人的预料。2026年3月1日，王毅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话，在中俄推动下，联合国安理会就当前伊朗局势举行紧急会议。王毅明确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在伊美谈判进程中对伊朗发动袭击不可接受，国际社会应当共同发出明确、清晰声音，反对世界倒退回丛林法则。这场紧急安理会会议，是近年来中俄在安理会联动最为密集的一次，从外交架构上看，其协调效率远超任何正式盟约所能提供的反应速度。

战事延宕期间，王毅先后同伊朗、以色列、俄罗斯、海湾国家等各方进行了超过26次通话，并派出中国政府中东问题特使赴地区穿梭斡旋。特朗普本人在4月接受媒体采访时罕见表示，是中国推动了伊朗参与停火谈判，白宫也证实美中双方就停火谈判问题进行了高层接触。这意味着在这场本被贴上”美以对伊”标签的危机中，中国实际上扮演了不可替代的幕后推动者角色。

2026年4月8日，经巴基斯坦斡旋，美伊宣布停火并开启为期两周的谈判。此后，经过数月的打谈拉锯和多方斡旋，美国于6月14日宣布与伊朗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正式签字仪式于6月19日在瑞士举行，霍尔木兹海峡宣布重新开放。但协议并不稳固——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公开宣称该协议对以方”没有约束力”，截至9月30日，伊朗外长阿拉奇已通过卡达调解者收到美方对7天停火新方案的回应，双方主要分歧在于相关措施的执行顺序。整个美伊谈判进程，至今仍处于随时可能反复的脆弱状态。

2026年5月，两国最高领导人在北京举行正式会谈，双方在联合声明中明确指出，美国、以色列军事打击伊朗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破坏中东地区局势稳定，强调冲突当事方应尽快重返对话谈判轨道。这份联合声明的政治意涵远不止于伊朗危机本身——它是中俄两国在国际秩序层面高度默契的一次集中展示，也是对布热津斯基所描绘的”反霸权协调结构”最具代表性的当代注脚。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把中俄伊简单等同于布热津斯基意义上的”危险军事联盟”，并不准确。中国坚持的是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结盟对抗，中伊之间有战略合作框架，但并未形成正式军事同盟，中俄之间也不是条约意义上的军事盟友。三者之间形成的，是基于共同原则立场的协调结构。区别这一点，是理解当前国际格局演变方向的前提。

再来看布热津斯基另一个核心判断：中日联盟的潜在”颠覆性”。他当年认为，美国只要在钓鱼岛和历史问题上持续拱火，就可以确保中日之间的楔子始终存在，让潜在联盟无从形成。2026年的中日关系，是对这一判断最直接的现实印证，只不过烈度已远超布热津斯基当年的预想。

事情的起点是2025年11月7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接受质询时，表示中国对台湾地区使用武力可能构成日本的”存亡危机事态”，暗示日本可能出动自卫队武力介入台海。这番言论直接触碰了中国的核心利益，中方多次提出严正交涉，日方却始终未予撤回。随后的报复性反制，逐层加码。2026年1月6日，中国商务部加强两用物项对日本出口管制，丰田等日本车企因稀土短缺被迫减产，日本半导体产业协会警告持续管制可能导致2026年产值降低约15%。

2026年3月24日，这一天发生了两件事：其一，日本2026年版《外交蓝皮书》草案曝光，将对华关系定位从”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降为”重要邻国”；其二，一名日本自卫队现役军官持刀强闯中国驻日大使馆，威胁中国外交人员。两件事叠加，过去三十年”政冷经热”的中日关系框架，在这一天宣告全面瓦解。4月10日，日本正式发布2026年版《外交蓝皮书》，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明确表示，中日关系当前局面的根源在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谬论，背信弃义，损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挑战战后国际秩序。

经济领域的撕裂，则揭示了更深层的内部矛盾。日本工商界的实际选择，与高市早苗的政治路线之间存在明显背离。2025年日本企业对华投资同比增长超过五成，近六成日企计划增加或维持在华业务。丰田、索尼等巨头仍深度依赖中国市场，但在政治层面却集体噤声，没有一家公开对高市的强硬路线表达异议。这种”政冷经不凉”的分裂，恰恰说明美式”脱钩”叙事的内在矛盾——真实的经济纽带，比地缘政治的操盘要顽强得多。

局势出现转机，是在2026年9月底。9月28日，王毅会见日本前外相、日本国贸促会长岩屋毅；9月29日，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人民大会堂再次会见，两天之内两位中方高层接连出面，日本共同社称此”实属罕见”。自高市早苗去年11月的涉台答辩导致双边关系恶化以来，这是中国高层首次与日本国会议员会谈。这次会见释放的信号，是对话渠道的重启，而非政治立场的松动。

王毅在会谈中明确提出三层条件：紧迫的是尽快纠正本国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言行，重要的是在历史问题上采取正确的态度，根本的是形成客观理性的对华认知。王毅还特别点明，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明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5周年，历史的节点摆在日本面前，是一道必须作答的考卷。中方打开的，是接触渠道，而不是原则退让。

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台湾地区问题已成为中日关系中一条越来越深的结构性裂缝。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主导的台湾当局，持续推进所谓”国际化”路线，力图将台湾地区问题拉入多边框架，日本右翼势力则将其视为干涉借口。这种相互利用的结构，给中日关系的修复设置了系统性障碍，也使布热津斯基所担忧的中日潜在联合，在可预见的未来缺乏现实土壤。

站在军事战略的观察维度，2026年的格局有几个层面值得深度关注。其一，伊朗战事的余震尚未平息，美伊后续谈判仍在走走停停，中东能源通道的不稳定性，对中国的能源安全形成持续压力，也持续考验中国外交斡旋能力的极限；其二，中俄在伊朗危机中的协调实践，客观上为上合组织等多边平台注入了更大的凝聚力，这种”危机中的磨合”形成的战略默契，远比平时的声明更具约束力；其三，中日关系的高度紧张，固然短期内拉高了地区不稳定风险，却也在倒逼日本工商界和部分政界人士进行更务实的成本核算。

布热津斯基给出的预言框架，提供的是一套分析坐标，而不是注定实现的剧本。当前的国际格局告诉我们：美国选择的路，恰恰是布热津斯基最警告过的那条——同时将中、俄、伊推向协调立场，又用台湾地区问题阻断中日之间的潜在缓和空间。中国的战略定力，在于坚守国际法和多边主义原则，以斡旋者而非对抗者的姿态介入全球热点，这才是在百年变局之中积累战略主动权的根本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