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3日,德国统一日。柏林勃兰登堡门前聚集了数千名示威者,他们举着“反对战争”“不要军备扩张”“不要义务兵役”的标语,表达对德国军事政策和欧洲安全局势的担忧。78岁的示威者舒尔茨对着镜头说了一句很朴素的话:“我那些年长的兄弟姐妹都亲历过二战,他们目睹了战争的惨状,遭受了创伤。我们不希望德国再发生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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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德国人走上街头呼吁和平的稍早些时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正在联合国大会上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说这事关“日本的骄傲与名誉”。紧接着中国、俄罗斯、朝鲜相继发声反对。
事实可见,两个二战战败国,一个在街头喊“永不再战”,一个在国际舞台上忙着为军事松绑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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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世纪之跪”到家族历史查询,德国的反思值得日本效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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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对战争罪责的反思,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1970年,德国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隔离区起义纪念碑前下跪,成为德国自省的代表性瞬间。此后几十年,德国通过教育、立法和赔偿等方式持续清算纳粹罪行。去年二战胜利80周年之际,德国总理默茨在会见波兰总理时表示,德国将永远铭记纳粹对波兰造成的伤害;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在伦敦向无名战士墓敬献花圈,坦言“德国亏欠欧洲邻国”。
此前,德国《时代周报》依托美国国家档案馆的纳粹党员数据库,上线了家族纳粹历史一键查询功能。访问量瞬间暴涨,服务器一度不堪重负。无数德国民众通过这个工具,直面祖辈可能参与纳粹的黑暗过往。这个功能的背后是一种态度:历史是拿来正视的;正视历史,才能谨防未来。
德国人反思历史,不是为了自我否定,而是为了确保“绝不能再发生”。这种反思已经成为德国国家认同的一部分。德国前总理施罗德说过一句话:“一个民族只有清醒地反思过去,才能堂堂正正立足于世。”德国踏踏实实做到了这一点,所以它能与欧洲邻国实现和解,完成从“欧洲问题”到“欧洲重要一员”的蜕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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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不归路:战犯重返政坛,历史修正主义泛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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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走的是另一条路。
战后80多年来,日本从未彻底承认战争罪责,从未认真向遭受侵略的亚洲邻国道歉。更关键的是,日本的战犯没有受到彻底清算。许多被开除公职的战犯很快恢复政治地位,甲级战犯嫌疑人岸信介后来甚至当上了首相,他的外孙安倍晋三,后来也成了日本首相。
清算不彻底,基本等同于彻底不清算,为日本历史修正主义长期泛滥埋下了祸根。这种例子简直数不胜数。
右翼学者田中正明曾是松井石根的秘书,他在《南京大屠杀的虚构》一书里公然篡改松井石根的战时日记,删掉关于军纪败坏和暴行的关键记录,然后用删改过的“史料”论证屠杀“纯属虚构”。APA酒店集团创始人元谷外志雄在旗下酒店客房放置否认南京大屠杀的书籍,还长期与安倍、高市等政客密切交往。2025年4月,时任众议员的高市早苗出席元谷外志雄主办的极右翼论坛,元谷明确表示希望高市继承安倍“推动修改日本宪法”的遗志。
这套修正主义史观的所谓“依据”是:东京审判是“胜者对败者的裁决”,是“事后法”。岸信介说东京审判是“使用绝对权力的一场作秀”,安倍晋三在国会公然批判东京审判是“遵照胜者意愿所作之断罪”。
这些人搬出的道理是一套一套的,但他们回避了一个基本事实:日本是先签了投降书、接受了《波茨坦公告》,才进入审判程序的。审判的合法性,来自日本自己的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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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连自己签的字都不认的国家,怎么可能让全世界相信它的和平承诺呢?更何况,以上这些说法是在刻意简化、歪曲东京审判的性质。他们的说法,完全不值一驳:
第一,东京审判的法理基础,不是单纯靠战胜国的武力,而是基于二战爆发前就已经公认的国际法。早在一战之后,国际社会就形成共识:侵略战争属于国际罪行。《非战公约》(1928年《巴黎非战公约》),日本本身就是签字国。公约明确否定以战争作为推行国家政策的工具,也就是说,禁止侵略战争的规则,在二战开打之前就已经生效,不是战后临时创造。日本签字承认这套规则,后来发动侵略,本身就违背自己承诺。
第二,审判的参与主体,不只是美英。一共有11个国家派出法官,包括中国、苏联、印度、菲律宾等遭受日本侵略的受害国,并非单一战胜国单方面说了算。法官、检察官来自不同法系,大陆法系、英美法系都有,庭审全程公开,被告拥有完整辩护权,可以聘请律师、质证证人、提交证据。
第三,“胜者审判”的逻辑如果成立,就会产生一个可怕推论:侵略行为本身不用承担责任,只要打赢就不用追责。那国际秩序就完全退回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所有侵略暴行都可以免于审判。二战之后现代国际秩序的根基,就是打破这个丛林法则。
这套说辞,本质就是妄图抹杀千万受害者的血泪,为侵略罪行翻案,同时也不排除是为将来的备战做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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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狼子野心:一边举国备战,一边呼吁删掉“敌国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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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市早苗在联大呼吁删除“敌国条款”的同时,日本早就在以“举国备战”的势头推进军事化。
今年3月,日本政府内阁会议通过了《第7期科学技术与创新基本计划》,首次明确提出推进军民两用技术开发的方针。该计划提出构建“安全保障生态系统”,让企业、大学和研究机构有机联动,“不仅服务于民生,更要服务于安保政策”。高市政府将防卫产业列为重点投资的17个战略领域之一,高市本人明确表示,武器出口“也将拉动日本的经济增长”。
这种广泛调动民间企业和学术界协助安保政策的做法,让人想起战前的“军产官学复合体”。日本山口大学名誉教授纐缬厚警告说:“以战时为设想的国家总动员系统,在相当程度上已经准备就绪。”
在军事部署上,日本今年3月底在熊本市和静冈县的陆上自卫队驻屯地首次部署了具备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日本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在联大答辩时说得很直白:“日本‘再军事化’已经成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的现实威胁。”
我分析认为,高市早苗政府的企图无非是:先渲染周边威胁,再以“自卫”为名扩充军力,最后以“正常国家”为名修改宪法。其妄图删除“敌国条款”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把日本从战败国的法理框架中彻底解放出来。可谓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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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国条款”为什么删不掉,也不该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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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说高市早苗一直心心念念想要删掉的“敌国条款”,其实就是《联合国宪章》第53条、第77条和第107条的统称。核心是第107条:授权二战战胜国可不经安理会授权,对二战敌国采取必要的制止与惩戒行动。
日本自己比谁都清楚,这个条款根本删不掉。修改宪章需要两步:第一步,联大三分之二多数通过,安理会推荐。中俄任何一家都能直接否决。第二步,还需联合国三分之二会员国加全体五常完成国内批准。五常有一家不批,就彻底没戏。日本前副外相田中均自己都承认:“没有常任理事国的赞成就无法修改。”
明知不可能,高市为什么还要推进?因为对高市来说,这不是法律问题,是政治问题。在联大这样的全球舞台上公开呼吁删除“敌国条款”,是一次成本极低、曝光极高的政治表演。哪怕外交上毫无进展,国内右翼选民的支持率已经到手了。
但更重要的是,“敌国条款”的存在本身,就是对日本军事冒险的法理制约。2025年11月,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援引《联合国宪章》第53条、第77条和第107条,明确宣称:一旦日本介入台海局势,将被中国视为“侵略行为”,中国可援引相关条款直接对日采取军事行动,无须安理会批准。这是近年来中方首次以官方渠道、明确援引“敌国条款”对日发出军事行动法理警告。
日本如果真的想要“骄傲与名誉”,想要做回正常国家,就应该像德国那样正视历史、清算罪行、取信于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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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看看日本做了些什么呢?高市早苗为首的政客一边向靖国神社献祭品,一边跑到澳大利亚向无名战士幕前下跪献花, 纯属政治作秀,可说是典型的“二皮脸”。一个连正视过往、负起责任都不肯的国家,又怎么可能得到世界的尊重与信任?
遗忘历史,便是背弃过往;否认罪责,必将重蹈覆辙。总的来说,敌国条款删不掉,也不该删。
“敌国条款”不删,其目的不是真的一定要对日本实施惩罚,而是对军国主义复活的最后一道防线。这道防线守护的,不仅是亚洲邻国的安全,也是日本普通民众不再被卷入战争的权利。柏林街头那些举着“永不再战”标语的德国民众,远比东京的政客们更懂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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