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3年9月26日，北京，中央美术学院校长徐悲鸿因脑溢血抢救无效逝世，年仅58岁。消息传到周恩来那里时，这位一向沉着的总理久久没有说话。让他难以释怀的，不只是徐悲鸿病情突然恶化，更是这位艺术家在发病前仍连续参加会议和活动，几乎没有给身体留下喘息的时间。
徐悲鸿的身体早已亮起过红灯。1951年夏天，他曾因劳累突发脑溢血，被紧急送往医院。周恩来得知后，立即要求有关方面组织力量抢救，并嘱咐医务人员尽最大努力保障治疗。
病情稳定后，周恩来原本准备亲自前往探望。医生考虑到徐悲鸿情绪容易激动，担心见到总理后谈话过久，反而影响恢复，于是建议暂缓。周恩来接受了意见，派秘书长齐燕铭到医院看望。
齐燕铭转达道：“总理希望您安心养病，身体好了，才能继续为国家培养艺术人才。”徐悲鸿听完十分感动。他没有想到，二十多年前的一次相遇，竟在多年后变成了这样一份牵挂。
1924年，巴黎的巴黎公社社员墙附近，周恩来与徐悲鸿偶然相遇。那时，一个正在欧洲求学，一个奔走于革命道路，彼此都还没有后来那样的声望，却已经在各自的道路上作出选择。两人留下合影，此后多年未能相见，但并没有失去联系。
徐悲鸿回国后，很快成为国内重要画家。他尤其擅长画马，也重视美术教育，主张艺术不能脱离现实生活。国民党方面曾试图拉拢他，蒋介石也曾请他画像，但徐悲鸿没有接受。他同样拒绝加入国民党，并通过文章表达对腐败政治和抗战时期消极应对的批评。
1945年，徐悲鸿因长期劳累和忧思成疾。周恩来得知后，曾托郭沫若前往看望。郭沫若带去延安的红枣和小米，并转达周恩来对他的问候。那不是简单的礼物，而是来自另一支政治力量的关心，也让徐悲鸿感到，自己的选择并未被忽视。
抗战胜利后，徐悲鸿前往北平，担任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校长。途经上海时，他在郭沫若家中再次见到周恩来。分别21年后，两人重新握手，谈论的已不只是个人经历，而是国家需要什么样的教育，以及美术界应当培养什么样的人才。
北平任职期间，徐悲鸿面对校内复杂局面，清理了一批不适合继续任教的人员，因此承受了不小压力。校内随后出现针对他的风波，有人要求他让步，他却没有退缩。对徐悲鸿来说，学校不是安置关系的地方，而是培养艺术青年的阵地。
1948年底，北平局势日益紧张，国民党方面曾推动高校南迁。徐悲鸿明确反对离开北平。田汉后来带来中共中央方面的意见，希望他尽量留下，并劝说文化界人士不要被迫迁往台湾。徐悲鸿不仅决定留下，还登门拜访齐白石，帮助这位老友作出留在北平的选择。
北平和平解放前后，周恩来与徐悲鸿有过多次交谈。周恩来很清楚，徐悲鸿在文化界有很强的号召力，便希望他稳定人心，保护学校和艺术人才。谈话中，周恩来还希望他将来主持新中国的美术教育工作，并提醒他务必检查身体、注意休息。
新中国成立后，徐悲鸿出任中央美术学院第一任院长。职位带来的并非轻松，而是繁重的教学、行政与创作任务。他要处理学校建设，也要思考中国画、油画和美术教育如何发展。身体尚未完全恢复，他便重新投入工作。
1953年9月，徐悲鸿参加全国文艺工作者相关会议，承担了重要工作。会前，他曾与夫人到中南海拜访周恩来，双方谈到国画发展和美术教育。周恩来临别时亲自送他上车，并提醒道：“如果身体吃不消，会议可以少参加一些，不能硬撑。”
徐悲鸿还是没有停下来。会议期间，他持续参加讨论，提出有关美术教育的意见；当晚又出席波兰方面举行的招待活动。长时间工作和过度劳累，使他的身体再次受到严重冲击。脑溢血发作后，卫生部门迅速组织抢救，但病情发展太快，医务人员最终未能挽回他的生命。
几天后，周恩来了解到徐悲鸿发病当天的具体情况，神情十分严肃。他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这种事情下不为例。身体已经不好，就不能再让他连续工作。”在周恩来看来，徐悲鸿的离世不仅是一个家庭的损失，也是美术教育和文化事业的重大损失。
1954年9月26日，徐悲鸿纪念馆在北京落成开放。后来因城市建设等原因，原馆受到影响，相关方面重新筹备建馆。1973年，周恩来曾关心纪念馆重建事宜，新的徐悲鸿纪念馆经过筹建，于1982年重新对外开放。那里面保存的，不只是画作和遗物，也记录着一位艺术家在国家转折关头作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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