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77年夏，河北邯郸肥乡县东北高村，黄延秋从县里办完婚事回家，夜里睡进新房。第二天清晨，家人发现床铺还在，人却不见了。一个普通农民，如何在没有告知任何人的情况下，出现在千里之外？这桩往事，后来被反复讲述，也被添上了许多神秘色彩。
当时最让村民震动的，并不是传闻中的“飞行”，而是一封从上海发来的电报。电报称，上海蒙自路遣送站收留了一名自称黄延秋的人，请原籍方面前来认领。辛寨村先收到消息，村里没有这个人，转报乡里后，才发现附近东北高村确有一位黄延秋。
消息传回村庄，疑问立刻出现。黄延秋前一晚还在家中，按当时交通条件，从河北赶到上海，至少需要一天左右。可遣送站留下的姓名、年龄和外貌特征，均与村民描述相符。族兄黄延明随后带人乘火车南下，最终在上海见到了失踪数日的黄延秋。
回到河北后，黄延秋说，自己醒来时已经身处陌生街头，周围高楼密集，牌匾上似乎出现了“南京”字样。他身边还有一个收拾好的包裹，却想不起自己如何到达那里。两名年轻人自称能够帮助他，给了他一张前往上海的车票，随后便消失在人群中。
“你究竟是怎么来的？”亲友追问。
黄延秋只能回答：“我睡着以前还在家，醒来以后，就到了外地。”
这段叙述之所以引起轰动，是因为它并非只有当事人的口述。上海遣送站确实接收过一名黄延秋，村中也确实收到过电报。只是，电报与收容记录能证明他到过上海，却不能证明他是怎样抵达的，更不能证明途中发生过超出常识的事情。
一个多月后，类似情形再次出现。黄延秋在农忙前回屋休息，半夜醒来时，发现自己到了上海火车站。此时，他声称又遇到了此前那两名年轻人。对方换上军装，把他带进一处部队驻地。军营工作人员认出他曾随亲属来过，立即提高警惕，并向河北发电核实身份。
这一次，事件牵涉到军队管理，自然不能只当作乡间传闻处理。经过核查，黄延秋身份无误，部队也确认他没有恶意，随后安排他离开。回村后，家人在墙上发现几行刻痕，内容涉及山东两个姓名。黄延秋表示并不认识这两个人，线索很快中断。
真正使故事走向传奇的，是第三次经历。黄延秋后来称，自己曾被两名山东青年带走，先到兰州，又去了北京、长春、西安等地。他说，两人能够在空中快速移动，途中还带他观看戏剧。这个部分听来最为离奇，却也最缺少外部证据。
有意思的是，故事内部本身存在矛盾。传闻提到他在1977年北京长安大剧院观看演出，但相关场所当时是否正常开放，演出时间能否对应，后来都受到质疑。若关键地点在当年并未营业，那么这段记忆至少不能照原样成立。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媒体曾重新关注此事，并安排测谎和医学方面的检查。测谎结果并不能直接判断一个人是否说谎，它只能反映某些生理反应；至于“高登民”和“高延津”，根据公开叙述，也没有找到可靠的现实身份材料。
精神科医生提出过一种较为朴素的解释：黄延秋可能存在梦游或睡眠障碍。人在特殊睡眠状态下，可能完成穿衣、出门甚至行走，却无法形成完整记忆。若他确曾独自乘车抵达上海，那么醒来后的记忆，也可能被梦境、惊恐和事后询问重新拼接。
这并不意味着上海遣送站的记录是假的，而是说明两件事需要分开看：黄延秋是否到过上海，可以由当时材料旁证；他是否被人带着“飞”行，则没有同等强度的证据。至于第三次跨省游历，目前更多停留在个人回忆和口耳相传之中。
后来，黄延秋没有再出现同类失踪情况。那段经历留下的，既有乡村社会对陌生事件的惊讶，也有当年医疗、交通和信息条件有限造成的解释空白。案件没有形成完整结论，所谓“外星人带走农民”的说法，也始终缺乏可核实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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