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28年6月4日凌晨，沈阳皇姑屯附近，张作霖乘坐的专列被炸毁。这个结局看似突然，实则早已埋在民国军阀格局之中：谁能控制铁路、粮饷和军队，谁就有资格在一方土地上发号施令。
民国时期的“王”，并不是正式称号，而是民间对地方强人势力的概括。北洋军阀分裂后，中央权力屡次更替，各省军队逐渐坐大。名义上全国仍有统一政府，实际上许多地方却各有首领，形成了东南、西北、东北、西南四股影响极大的军事力量。
东北王张作霖，起点并不显赫。他早年活动于辽西一带，后来借助清末新政扩充奉军，逐渐掌握奉天军政大权。张作霖的长处在于善于平衡各方关系，既能整合旧部，也能吸收受过新式训练的军官，使奉军从地方武装成长为北洋时期最具战斗力的军队之一。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奉军取得优势，张作霖进入北京，影响范围扩展到关内多地。那时的他，不只是东北一省的掌权者，更成为左右北洋政局的重要人物。不过，奉军的扩张也带来沉重负担，军费、铁路和地方税收纠缠在一起，东北与日本势力的矛盾愈发尖锐。
张作霖拒绝彻底接受日本提出的条件，关东军便把他视为障碍。1928年6月4日，皇姑屯事件发生，张作霖重伤身亡，终年53岁。东北的权力随后由张学良接掌，并在同年12月宣布服从南京国民政府，东北易帜由此完成。
东南王孙传芳的势力，建立在长江下游的富庶地区。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以及上海一带，交通便利，工商发达，能够为军队提供较多税源。孙传芳以浙江督军起家，后来联络多支北洋力量，逐渐控制东南数省，麾下兵力一度达到数十万。
有意思的是，孙传芳的强大既来自军队，也来自地理。长江水系连接多省，铁路和航运便于调兵，上海等地又是重要的经济中心。可一旦失去交通线和财政来源，原本庞大的军队便很难维持。1926年北伐开始后，孙传芳成为重要目标，龙潭战役失利，标志着他在东南的统治迅速瓦解。
退守天津后，孙传芳转入宗教生活。1935年11月13日，他在天津居所附近被施剑翘刺杀，终年50岁。施剑翘行刺与其父施从滨早年被孙传芳部下处决有关，这起案件在当时引发广泛关注，也折射出军阀混战留下的私人仇怨。
西北王冯玉祥的根基，则是西北军。冯玉祥长期经营部队，重视操练和纪律，麾下官兵数量庞大，鼎盛时期约有数十万人。1926年，他在苏联方面援助下整军，并在五原誓师后参加北伐，军事影响力迅速上升。
西北军有一个鲜明特点：人多，却常常缺钱。粮饷不足、武器短缺时有发生，士兵背大刀并非装饰，而是弹药不足条件下的现实选择。冯玉祥还善于利用政治口号整顿军队，因此部队执行力较强，但内部派系复杂，财政困难始终没有解决。
1928年前后，冯玉祥与蒋介石、阎锡山等势力合作，又因权力分配发生冲突。1930年的中原大战中，西北军遭到严重削弱。冯玉祥此后虽仍有政治影响，却失去了作为一方霸主的军事基础。西北王的兴衰，说明庞大兵力若没有稳定财源和统一指挥，也难以长久维持。
西南王唐继尧，则以云南为核心。唐继尧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回国后曾在云南讲武堂任教。1911年云南重九起义爆发，他与蔡锷等人共同推动云南脱离清廷控制。云南讲武堂培养出的军官，后来成为滇军骨干，使这支部队在西南军界拥有较强声誉。
1915年护国战争中，滇军出兵四川，反对袁世凯称帝。战争虽然复杂，但云南军队的作战能力由此得到充分展现。蔡锷离开云南治病后，唐继尧逐渐成为滇军核心，并长期控制云南政局。只是西南地形封闭、各地势力交错，唐继尧始终难以建立覆盖整个西南的稳固秩序。1927年，他在云南政变中下台，同年病逝，滇军也随之进入新的权力重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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