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
嘉平四年（252年）司马昭因为东关之败泄愤杀了司马王仪，景元三年（262年）司马昭因为清洗政敌杀了中散大夫嵇康。理论上王仪和嵇康两人的儿子跟司马昭有杀父之仇，说什么也不会为司马家做事。
但是结果却千差万别，嵇康的儿子嵇绍选择了做晋室的官，王仪的儿子王裒却拒绝做晋室的臣子。
嵇绍是受到山涛的举荐，被推荐给了晋武帝司马炎，嵇绍一开始觉得自己的老父亲就是被司马昭杀的，他感到膈应，想要拒绝。但是山涛强力邀请他出仕，嵇绍就同意了。然后嵇绍被任命为秘书丞，端起了司马家的饭碗。
王裒是坚决不做晋室的官，他前后受到了三征七辟，王裒都坚决不就征，他觉得他的老父亲死的太冤枉了，纯粹是司马昭没事找事杀的，他绝不原谅司马氏。
当年司马昭作为监军率军攻打孙吴的东关，结果遭遇大败，司马昭询问自己的僚属，说此战失利，谁该担责。司马王仪耿直，说“责在元帅”，司马昭居然恼羞成怒，直接杀了王仪。
是你问谁该担责，属下说了实话你又不高兴了，这不纯纯神经病嘛！
王裒恨死了司马昭，不仅不做晋室的官，连西向坐都不行。当时王裒住在城阳，在洛阳的东边，西向坐就会面向洛阳，他嫌恶心，从不西向坐。
司马光写《资治通鉴》时，特意把嵇绍和王裒写在一起，他觉得这俩人很有典型意义，可以放在一起比较。
司马光还提到了大禹侍奉舜帝的事情，大禹的父亲鲧因为治水不力，被舜帝处死，但大禹没有记恨舜帝，仍旧做了舜帝的官。理论上跟嵇绍是一路货色。
但是司马光认为，鲧有错在先，舜帝杀他属于公事公办，大禹侍奉舜帝继续治水也是因公忘私。而嵇康和王仪都是无罪被司马昭杀害了，按照正常的情况，嵇绍和王裒不能做晋室的官，嵇绍却做了晋室的官，所以嵇绍没骨气。
司马光评价大禹侍奉舜帝的事是参照《史记》等正史，其实《竹书纪年》中记载：“舜为禹所放，不得其死”，大禹登基后流放了舜帝，舜帝没有善终。
《竹书纪年》的记载更符合常理和人情，对待杀父仇人，哪能没有一点怨恨，这不科学。为父报仇才符合人性。
嵇绍不仅没有为父报仇的想法，反而成了晋朝的忠臣。
公元304年，八王之乱的尾声，东海王司马越挟持晋惠帝征讨成都王司马颖，嵇绍奉诏护驾。在荡阴，朝廷军队大败，百官侍卫四散奔逃。只有嵇绍整理好朝服，端正冠冕，用身体挡在晋惠帝身前。
最终嵇绍因为保护晋惠帝而死，为大晋捐躯。
嵇绍也因为这件事成了晋朝标榜的大忠臣。司马光也认为荡阴之战为嵇绍挽回了一点颜面，要是没有为君赴死这件事，他的评价将会相当低。
但我却不这么认为，嵇绍之父嵇康无故死于司马昭之手，司马昭就是嵇绍的杀父仇人，嵇绍不但不为父报仇，还出仕做晋朝的官，这就是不孝，有悖人伦。
而嵇绍不仅做了晋朝的官，还以死保护了司马昭的孙子司马衷，这就等同于认贼作父，置嵇康于何地？这不摆明了承认嵇康该死吗？
做人做事还是应该有一点是非观的，也应该有点骨气的，不能为了功名利禄放弃原则，更不能为杀父仇人尽忠。
在这一方面，嵇绍远劣于王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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