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
在沂蒙山腹地，我那偏远的故乡，山是青的，天是蓝的，日子却是苦的。那苦，像村前那条瘦瘦的溪水，不声不响地流着，把人的心也磨得薄了。家家户户的柴门后，总拴着一条土狗。它们不是为了逗趣，是为一双耳朵，一双眼睛，替这穷家守着那点子微薄的安宁。
我六岁那年，母亲从邻居家抱回一只小狗。它才三四个月大，浑身是嫩嫩的黄色，像刚出壳的雏鸭的绒毛。我把它搂在怀里，它便用那湿漉漉的鼻尖蹭我的下巴，痒酥酥的，我咯咯笑起来。母亲在一旁看着，眼里漾着少有的柔光，说：“就叫它大黄吧，好养活。”
那以后，大黄便成了我的影子。我走到哪儿，它便跟到哪儿，矮矮的，胖嘟嘟的，跑起来像一团滚动的绒球。清晨，我赶着几只瘦羊上山，它便撒着欢儿跑在前面，尾巴翘得高高的，像个骄傲的小将军。山坡上，羊儿低头啃着稀疏的草，我便躺在草地上看云。大黄就卧在我身边，下巴搁在前爪上，静静地看着我，那双褐色的眼睛里，盛着整个天空的宁静。
后来，它渐渐大了，威风了，便不再整日跟在我身后。父亲用一根铁链，将它拴在了门前的槐树下。我放学回来，远远地，它便立起来，铁链哗啦啦地响，尾巴摇得像风中的旗。我跑过去，摸摸它的头，它便用嘴轻轻叼住我的衣袖，像是嗔怪，又像是撒娇。那槐花开了又落，落了又开，大黄的牙口从锋利到磨损，它的黄毛里，不知何时，竟生出了几根刺眼的白。
我上初二那年，大黄老了。老得那么安静，那么快。它不再远远地就立起来迎接我，只是趴着，眼皮沉沉地耷拉着。有时候我叫它，它要愣怔好一会儿，才缓缓转过头来，眼神浑浊，像是隔了一层雾。可那尾巴，还努力地，极慢地，摇那么一两下。我蹲下身，把母亲给我做的白面馒头掰给它一半，它只是闻闻，便又趴下了。我忽然觉得，心像被什么东西攥住了，攥得生疼。
一个深秋的早晨，它没有像往常一样趴在门前。父亲在墙角的柴垛旁找到了它，蜷缩着，像睡着了一样。母亲叹口气，说：“埋了吧。”我抱着它，觉得它轻得只剩一把骨头。我把它埋在村后的山坡上，那地方，能看见我家的屋顶，也能看见我放羊时常躺的那片草地。
如今，我早已离开那个山村，在喧嚣的城里，过着另一种日子。可每当夜深，我合上书，闭了眼，总觉得能听见一声遥远的，极轻的，铁链晃动的声音。然后，一只毛色已不再鲜亮的老狗，便摇摇晃晃地走到我梦里来。
我总在想，大黄这一生，究竟得了什么？一间遮不住风的柴房，一碗残羹冷炙，和一根生了锈的铁链。它用一生的忠诚，换来的，不过是一个“看家护院”的名分。它没有吃过一根像样的骨头，没有睡过一个暖和的窝。它像这片土地上许多沉默的生灵一样，活着，只是一种活着。
可我又觉得，也许是我错了。或许在它那简单的心里，每日见我放学归来，便是它全部的幸福；卧在我脚边看云的那一刻，便是它一生的圆满。我们总用自己的悲欢去度量他人，却不知每一个卑微的生命里，都藏着一片不为人知的，辽阔的海。
风又起了，吹过故乡的山坡。我仿佛看见，一只嫩黄色的小狗，正摇摇晃晃地，朝一个六岁的孩子跑去。那孩子笑着，抱起了它。那一刻，时光是暖的，心是满的。这一刻，我知道，有些东西，终究是留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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