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三次重用他，他晚年评价称没人比毛主席更高明！

1978年，北京，黄克诚重新回到中央工作。此时的他已经年近七十，经历过长期审查和生活上的波折，却被推到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面前：应当怎样评价毛泽东？

这不是一句普通的历史评语。黄克诚与毛泽东相识较早，既是湖南同乡，也曾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听过毛泽东讲课。更重要的是，他一生几次关键转折，都与毛泽东的判断和任用密切相关。

黄克诚出生于湖南永兴县农家，年轻时参加农民运动，对乡村社会的矛盾和百姓的疾苦有切身体会。他不是只会执行命令的人，遇到重大问题，往往敢于提出不同意见。这种性格让他吃过亏，也让他在关键时刻显出价值。

在井冈山和长征时期，黄克诚的职务并不总是稳定，有时甚至处在较为普通的位置。但他有一个鲜明特点：认准的事情，愿意承担责任。哪怕意见没有被采纳，也不轻易改口。

抗日战争初期，他担任八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部队改编后，政治工作制度一度出现变化。黄克诚经过调查认为，部队若缺少有力的政治委员制度，思想统一和组织领导都会受到影响。

他把自己的看法写信报告中央，说明制度变化可能造成的后果。毛泽东看到后十分重视，中央随后对部队政治工作作出调整。对黄克诚而言，这并非一次普通建言，而是他第一次凭借独立判断进入毛泽东的视野。

1945年，抗日战争即将结束，黄克诚又提出应当尽快向东北部署力量。东北的战略位置、工业基础和交通条件，使它成为决定战后局势的重要地区。这个判断与中央的整体部署相合，也让毛泽东更加确认，黄克诚不仅能带兵，还能从全局看问题。

真正改变他政治生涯的任用，发生在天津解放前后。1949年1月，天津解放。面对这样一座人口众多、工商业集中、社会关系复杂的大城市，接管工作远比攻城本身更考验干部能力。

毛泽东考虑天津工作人选时，点到了黄克诚。原因并不只是同乡关系，而是黄克诚既有军队经验，又熟悉组织和地方工作，能够在新旧秩序转换之际稳住局面。

天津接管后，黄克诚参与组织恢复城市管理、接收公共机构、维持社会秩序等工作。城市不能只靠口号运转，粮食、交通、供电、金融和工厂生产都要尽快恢复。短时间内完成这些事务，靠的是细密的组织能力。

天津工作的结果，使毛泽东进一步看到了黄克诚处理复杂局面的本领。1949年5月，黄克诚到北京香山，同毛泽东见面。毛泽东没有让他继续停留在城市接管事务上，而是把他派回湖南，担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

湖南是毛泽东的家乡，也是当时情况十分复杂的省份。解放初期，地方武装、土匪势力和旧有社会关系交织在一起，土地改革、社会治安、支援前线等工作相互牵连。黄克诚在湖南主持工作约三年，推动剿匪、土地改革和恢复生产，并组织地方支援抗美援朝。

有人曾问他：“湖南工作这么难，最要紧的是什么？”黄克诚的回答很朴素：“把情况摸清，把干部用好。”这句话，正是他处理地方事务的方式。

1952年，毛泽东第三次重用黄克诚，将他调往中央，担任总后勤部部长，并兼任军委副总参谋长。后勤工作看似不在前线，却关系军队建设的根基。装备、运输、供给和制度建设，都需要长期统筹，不能只凭一时之勇。

此后，黄克诚又担任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等职务，成为军队中的重要领导干部。遗憾的是，1959年庐山会议后，他的政治处境发生变化，长期离开主要领导岗位，直到1976年以后才逐步恢复正常工作。

1978年，黄克诚出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面对社会上一些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说法，他没有因为个人遭遇而全盘否定过去。一次座谈中，他明确表示：“没有毛主席，就没有井冈山这面红旗，也没有长征的胜利；硬要说有人比毛主席更高明、功劳更大，那就是对历史开玩笑。”

这句话之所以分量很重，不在于个人感情，而在于黄克诚亲历了革命战争和新中国建立前后的重大转折。他看见过毛泽东如何判断方向，也亲身经历过几次关键任用。对他来说，评价毛泽东，不能割裂具体历史，更不能用个人得失替代事实判断。

1986年12月28日，黄克诚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四岁。那句“没有人比毛主席更高明”，既是一个老革命家的历史判断，也带着他一生坚持原则、直言不讳的性格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