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张斌：扩大内需要靠公共投资来打破当前的负向循环

在国内，“债务负担太多”几乎是人人皆知的经济常识。

但从国际比较来看，这个常识可能恰恰是错的。

国际清算银行（BIS）的数据显示，过去20年，发达经济体全社会新增债务中，国家新增债务占比平均为49%——美国是58%，日本高达74%。而我们呢？只有34%。

也就是说，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我国是“借钱最少的”。不是借多了，是借少了。

这个反直觉的事实，来自社科院世经政所副所长张斌近期的一篇署名文章。他的核心观点更尖锐：以举债方式增加公共投资，不仅不会放大债务风险，运用得当反而会降低债务风险。

这句话值得反复咀嚼。因为在当下的经济语境中，“借钱搞建设”几乎等同于“寅吃卯粮”，但张斌用数据证明——恰恰是不借钱，才让债务率越来越高。

要理解这个结论，先要看清当前宏观经济的核心矛盾。

张斌的判断很明确：我国经济当前最突出的问题是“供强需弱”，这是一种典型的总量失衡。产业能力、技术进步全球领先，但需求端跟不上。

问题出在哪里？不在于谁做错了什么，而在于一种集体行为的“合成谬误”。

需求不足的环境下，企业收入下降，缩减投资和招聘；居民收入预期转弱，减少消费、增加储蓄；地方政府税收下降，压缩支出。每个个体的选择都是理性的、自保的——但所有人同时这么做，就形成了一个负向循环：

你不花钱→我的收入下降→我更不花钱→你的收入进一步下降→循环加速。

这是教科书级的“合成谬误”：个体的理性加总为集体的非理性。凯恩斯在90年前就描述过这种机制，弗里德曼和伯南克后来也承认，大萧条的核心问题不是经济本身出了毛病，而是政策没有及时打破这种负向循环。

张斌的计算是：当前我国名义GDP缺口约5万亿元，需要额外增加约4万亿元的逆周期支出才能填平。

这是整篇文章最关键、也最违反直觉的论点。

常识告诉我们：借的钱少了，债务率（债务/GDP）自然就降了。对一家企业、一个家庭来说，这大致正确——你少借钱，不影响别人的收入，你的负债率确实会下降。

但一个国家不是这样运转的。

全社会的债务增速下降，一般对应着全社会收入增速下降。收入降得比债务快，债务率不降反升。

张斌给出的数据非常有力：2002年到2025年，中国债务增速和债务率的相关系数是-0.49。也就是说，债务增速越慢，债务率反而越高。不是正相关，是负相关。

这不是我国独有的现象。美国、欧元区和日本近年来的经验也是如此——欧美日债务快速扩张，但债务率在缓慢下降。债务扩张和债务率之间同样是负相关。

逻辑并不复杂：政府举债→公共投资增加→企业拿到订单、居民拿到工资→全社会收入提高→GDP分母增大→债务率反而下降。

这就是张斌所说的“合成谬误”的另一面：个体层面的理性节约，加总为国家层面的债务率攀升。

这不是纯理论推演，我们自己的经验反复验证过这条路。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冲击下，我国通过大力推进以全国高速公路网络为代表的基础设施建设，成功走出需求不足。那些公路至今仍是宏观经济运行的骨架。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我国又推出4万亿元基础设施投资计划，在全球率先实现V型反弹。虽然有争议，但经济确实在最短时间内恢复了增长轨道。

2015年，房地产库存高企，通过支持棚户区改造，带动房地产和信贷回升，再次走出需求不足局面。

张斌特别强调一个经常被忽视的事实：公共投资和消费并非此消彼长，而是相互带动。

公共投资大幅提升后，全社会收入增长显著回升，劳动者收入和消费也随之显著提高。投资是因，消费是果。与其直接瞄准消费，不如用投资启动消费。

从历史数据看，消费和投资的关系一直是"同涨同跌"——企业盈利提升、投资增加、就业和收入增加、消费增加。从来没有出现过“投资挤压消费”的情况。

“我国基础设施已经够好了，还有什么可投的？”这是最常见的质疑。

张斌的回答是：骨架有了，但血肉还差很多。

增量层面：

• 教育、文化、体育设施——中国百万人平均拥有的图书馆、博物馆、体育场地仍落后于发达国家
• 地下管网、城市道路——大量城市“地上光鲜、地下破旧”
• 1.1亿流动人口在地级以上城市城区难以安居，缺少保障性住房及教育医疗配套——这是巨大的公共投资缺口

存量层面：

• 几十年建设形成的庞大基础设施存量，相当一部分在安全、效能、便捷性方面有很大提升空间
• 维护、修缮和重建长期被忽视，需要大量新增投资

张斌的判断很朴素：公共投资的特点是解决那些老百姓和企业需要、但想花钱都难以解决的问题。只要仔细观察，不愁没有项目可以投。

值得一提的是，我国的化债进程也到了关键节点。

2024年启动的“6+4+2”一揽子化债方案中，2024-2026年每年2万亿元的置换债发行进度已达98%。截至2025年末，地方政府存量隐性债务余额从2023年的14.3万亿降至6.5万亿，预计2026年末仅剩约2.6万亿。

官方认定的隐性债务清退已接近尾声。但化债的下半场——融资平台经营性债务——仍是硬骨头。央行数据显示，这部分债务规模仍有3-5万亿元。

张斌的逻辑在这里形成了一个闭环：通过加大公共投资恢复市场活力，可以提高地方税收和土地出让收入、提高平台公司收入和资产估值、降低融资成本，从而多渠道缓解地方债务压力。

换句话说，解决债务问题的最好办法，不是少借钱，而是让经济重新转起来。

张斌在另一篇文章中引用了凯恩斯的话：“大萧条是因为惊人的愚蠢。”

技术先进、产业完备、劳动力充足——我国经济的“硬件”毋庸置疑。但需求管理政策如果不到位，再好的产业能力也会被“憋死”。

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电气化、汽车等第二次工业浪潮成果快速扩散，却因为需求管理政策严重失误陷入大萧条。90年代的日本，技术发展全球领先，却因为需求管理政策连续失误，陷入失去的三十年。

技术和产业搞不好，经济会“饿死”；需求管理搞不好，经济会“憋死”。

张斌的政策建议也很明确：以货币政策为主力（连续降息每次25个基点，直到通胀稳定在2%以上），配合财政端的公共投资发力。他甚至表示，“即便短暂触及负利率区间，也无需过度恐慌。”

这个观点在当前“谈债色变”的舆论环境中显得格外尖锐。但数据站在他这边：我国借债占比34%，远低于美日欧；20多年来债务增速下降伴随着债务率上升；三次历史经验都证明公共投资能有效打破负向循环。

也许真正需要反思的不是“借了太多钱”，而是：我们是不是因为害怕借钱，而付出了更大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