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点“打卡”，何时休沐？——清代刑部的公务作息

杨联陞先生很早在1955年英文撰有一篇《帝制中国的作息时间表》，这篇妙文在1973年被翻译成中文，他在这篇不长的论文中简要讨论了以往历史学者很少留心关注的话题，即古代官员还有各阶层民众的作息时间和休假的情况。但他只是开了个头而没有深入展开，留下了这个有趣的话题。笔者由于研究清代刑部，在披览刑部材料的过程，积累了这方面的一些零星材料，因此连缀成文，以期增进对清代中央机关具体工作情形的认知。

每天的上下班时间

一日之中，刑部工作人员进署办事的上班时间分作两种，“门按早晚衙门时刻启闭，早衙门立夏后，改辰入午散，晚衙门秋后，改午入申散。”（魏元旷撰：《西曹旧事》）夏季早上天亮得早，午后天气炎热，因此立夏（“立夏”大致在每年公历的5月初）后大致是上午的班，早7—9点上班，11—13点下班；秋后（如是指“秋分”，则大致是在每年9月份的中下旬，如以北方秋后农作物收获时间来看，“秋后”大致指每年10月份及以后）天气转冷，早上天亮得晚，冬令晷短，改成下午的班，11—13点上班，下午15—17点下班。道光十二年（1832）十一月刑部工作人员奏言：“本月十一日申刻，臣等将散署时……”（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录副奏折，档案号：03-3871-004）此时刑部是“申散”的作息时间，可为印证。光绪五年（1879）时任刑部尚书翁同龢在四月十五日（公历是6月4日，当年立夏是在5月6日）日记中记道：“入署，是日起改早衙门，余告档房各司无事则散，有事则留，档房先散不须候也，未正三即归。”（《翁同龢日记》，中华书局，2006，1422页）这一时期，翁同龢每日为幼君授书，每天差不多未时即可退出（通常是“未初三退”），然后入刑部衙署上班办事。该年刑部改为晚衙门作息时间实际已经在立夏节气后的一个月。

另据佚名所撰《刑部供职日记》（湖南图书馆藏清稿本）中记录他在光绪十年出入衙署上下班的时间来看，在该年的农历六月七月，“七钟入署”“七钟半进署”“八钟进署”，下班则是“午初散”“午刻散”“午正散”“十一钟散”“未刻散”“一钟散”。这是该员到刑部供职的第二年，从他的记录来看，他较为勤勉地遵守了刑部在这个时候早衙上下班的时间。光绪十年的“秋分”日是在农历八月初五，也就是在这天，该员在刑部上班记录的时间悄然发生了变化：八月初四“辰刻进署，未刻散”；八月初五，“巳初入署，未初散”。此后入署的时间，基本上是“巳初”（9时）或“巳正”（10时），再没有早上七八点进署，但下班出署的时间，仍在“午后”“午正”或“午末”。八月二十三日“是日换暖帽夹袍褂”，这天是“巳正进署，申初散”，下班时间推后至15时。但在后面九至十二月的记录中，大多都是巳初（9时）或巳正（10时）进署，未初（13时）或未正（14时）散，偶有一两次是“申刻散”。由该日记提供的个案材料来看，至少是在光绪年间，在秋后改为晚衙，进署时间确实往后推迟，但11点前已经上班，而下班时间则顺延，但通常也在下午两三点，很少到下午四五点。

乾隆六年（1741）八月十八日监察御史齐轼上奏当时正在口外讲武行围的乾隆帝，指出：“臣近见各部院衙门大小臣工，清晨即进署办事者甚少，有饭时而进署者，有近午而始进署者。夫平旦之气聚于清晨，案牍之繁，需时检阅。若进署太迟，则办理不能精细，非失之疏忽即失之耽延。”齐轼强调“嗣后务须清晨进署。”（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录副奏折，档案号：03-0065-032）八月二十七日复奏指出：“近日以来，闻刑部办理秋审事件，堂、司官进署尚早，其各处衙门，多系饭后进署办事。臣每见日已近午，途间犹有坐轿乘车纷纷进署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录副奏折，档案号：03-0065-038）可见在农历八月秋审前后，台臣在督察工作中仍强调清晨进署的必要，由此可推知，这个时候可能规定的仍是早班时间，但在实际中并没有被严格落实。魏元旷撰《西曹旧事》所记是光绪朝后期刑部的情形，刑部在何时开始制定了两种作息时间，尚待进一步材料的补正。乾隆六年齐轼强调进署迟延的问题，也有可能这个时候并没有“辰入午散”或“午入申散”的规定，每日均是“清晨入署”办公。试检一例佐证，乾隆三十五年（1770）72岁的吴绍诗再入刑部，用为郎中，他自言入署供职“余辰入酉出，黾遑将事，一如向为司员时。”（《蚁园自记年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74页）。这时是农历的三月，吴绍诗入署是在上午辰时。有研究据刑部司员唐烜《留庵日钞》所记光绪二十年前后的日记材料整理指出，“日记记载，1896年刑部早衙时间为四月十一日，晚衙时间为七月初七日；1898年早衙时间为四月初一日，晚衙未记；1906年早衙时间未记，晚衙时间为七月二十六日”，“各部院早、晚衙轮换时间并不统一，一般是由该部堂官自行决定”。（王雁：《晚清六部司官公务生活的时与空：以刑部司官唐烜为中心》，《清史研究》2017年第3期，87、88页）

一年之中的时间节奏

传统中国普遍奉行敬天法地、取法自然的行事哲学，举事言动重视天时气候。刑部的工作亦是如此，“春温秋肃”，秋冬行刑、不违序生杀就是最为鲜明的表现。早在清初，顺治十七年（1660）时左都御史魏裔介就疏陈：“正月系万物发生之初，应停止用刑。”（《清国史》，嘉业堂钞本，第4册《刑法志》卷2，中华书局，1993年，918页）这种观念在此后不断被君臣论及，并在国家的司法制度与实践中体现出来。“王者，父天母地，其事之也如子之事亲，奉其意而不违，顺其时而无拂。凡刑赏喜怒，莫不上下流通，而感孚相应。……盖冬至之后，一阳初生，宜安静以养微阳，一元既复，须长养以助生气。所以顺天时赞化育也。”为了“准诸保和太和顺时休养生息之道”（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朱批奏折，档案号：04-01-01-0047-023），一年之中热审、秋审、朝审，这些刑部最为重要的工作莫不遵循了一定的时间节奏，而冬至前处决人犯成为一年中刑部工作的最后事项。

农历新年过后，二月即需要开始着手准备热审的前期工作。在夏季来临后，自顺治十年（1653）起每年在小满（每年公历5月份的中下旬）后十日内外直省一体举行“热审”，以避免天时炎暑，淹毙罪囚。（张寿镛编：《清朝掌故汇编》内编卷56，广陵书社，2011，1093页）“查热审减等旧例每年于小满后十日起，至立秋前一日止，如遇六月立秋则于六月三十日止。”热审的具体操作以乾隆十五年（1750）为例，“今乾隆十五年四月十六日小满，七月初七日立秋，应照例于小满后十日起，至七月初六日止，除军流徒罪并旗人犯军流徒罪折枷号者，俱不准减等外，凡本犯枷杖之轻罪人犯，会同三法司仍照例减等发落，笞罪宽免，监禁重犯令提牢官员量加宽恤。”刑部“现审案件审明减等照例汇题，其人犯俱交该旗并该地方官暂行保释，俟七月初六日送部发落。如斩绞重犯，内或有情罪可矜可疑者，臣部会同都察院、大理寺另行请旨。”（张伟仁主编《明清档案》，档案号：A162-84）

之所以有热审减等之例，在于时当盛暑，囹圄之地倍觉炎蒸，笞杖所加，更为酷烈，因此减等以昭法外之仁。顺治八年（1651）举行热审之例；顺治十年（1653）内外直省一例通行，后来由于日久生弊，罪人妄希巧脱，胥吏夤缘作奸，故延日期，致逃脱法网，所以顺治十八年（1661）停热审减等之例；至康熙七年（1668）复令内外问刑衙门复照旧行热审事例。（康熙朝《大清会典》卷130，《大清五朝会典》第2册，线装书局，2006，1704页）热审减等主要是将情罪可疑及牵连待质人等暂予保释，俟秋后再行拘禁，对监禁重犯亦量加宽恤。

《大清会典》中的相关记载

而在春秋之时，雨泽愆期，皇帝通常会下令刑部清理庶狱，以纾冤滞；到了秋天，最重要的工作即是在八月里的秋谳大典，刑部首先需要将原案，及各该省督抚所题贴黄，加三法司会议看语，并该督抚会审情实、缓决、矜疑看语，刻版刊刷招册进呈御览，分送九卿科道官员各一册，八月内在天安门外会议情实、缓决、矜疑，分拟具题请旨定夺。竢命下之日，咨行直隶各省，将情实犯人，于霜降以后冬至以前正法（康熙十二年）。（《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125，《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23册，719页）秋审事毕，即需着手办理朝审，顺治十年（1653）规定朝审在每年霜降后十日举行，届期刑部将现监重囚引赴天安门外，三法司会同九卿詹事科道官逐一审录，刑部司官需要先期将重囚招情略节删正，呈堂汇送广西司刊刻刷印进呈，并分送各该会审衙门。（《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125，《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23册，717页）

秋审、朝审前后是刑部最为繁忙的时期，通常本年四月即需题报本年朝审事宜，各省秋审案件的题本俱需在五月到齐刑部（嘉庆朝《大清会典》卷44，《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636册，2087页），七月刑部将刊刻刷印招册分送各处，八月在天安门外会同九卿詹事科道等官将各犯招册逐一详审，秋审后随即要题报某省可矜人犯情罪等，九月中下旬或十月即又须在天安门外研审朝审人犯。秋审过后，刑部尚书还须题报办理各省秋审用过的各项银两，等等，不一而足。通常而言，“朝审事竣即值隆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录副奏折，档案号：03-3623-020）。

据沈家本所抄录乾隆十九年（1754）至乾隆六十年（1795）之间秋审和朝审九卿上班日期来看，绝大多数年份秋审均是在八月十八日审起，极个别年份是八月十九日或二十日、二十一日，至迟是二十四日。秋审持续数日至十数日，审竣日期并不固定，以沈家本所录日期来看，乾隆三十年代前，秋审通常在八月底至九月初结束，乾隆四十年代始，秋审上班天数缩减，至乾隆五十年代，秋审通常三四天即事竣。在秋审结束三天之后，即可举行朝审。（《沈家本全集》第2卷《叙雪堂故事删誊》之“九卿上班日期”，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416—418页）

《沈家本全集》第2卷《叙雪堂故事删誊》之“九卿上班日期”

放假和加班

刑部稍得空闲的时间是在每年停刑期间，它包括每年正月、六月、十月，及元旦令节七日，上元令节三日，端午、中秋、重阳这些法定假日。（光绪朝《钦定大清会典》卷54，《续修四库全书》第794册，545页）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节日如佛诞节也会放假。“四月初八日，余到秋审处，所司阒无一人，仅有茶房、皂吏看守，询知是日佛诞，阖署司员例放假一日。”（陈夔龙著，张文苑整理：《梦蕉亭杂记》卷1，中华书局，2018，15页）光绪初年翁同龢在日记中记录了他在刑部任尚书时每天上班的情形，与此同时，他上午通常是为幼君授书，退出来后即到刑部衙门，除了在宫内值日外，他差不多天天“入署”，偶尔某天因为他事未能入署，他在日记中记到，感觉“甚歉”，因为刑部和其他在京衙门一样，名义上并没有休沐日，只是轮到各衙门正班奏事之日，该衙门辄停止办公，这就和放假无异。

“京师诸曹向无休沐，惟正班奏事日，除机要重大事件留署外，俱停止办公，几与休沐同。正班凡八，一吏部翰林院，二户部通政司詹事府，三礼部宗人府钦天监，四兵部太常寺太仆寺，五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六工部鸿胪寺，七理藩院銮仪卫光禄寺，八内务府国子监（八旗分隶其后）。正班如遇斋戒日，花衣起，或奏本（此处董康所述“奏本”当为“奏折”。“奏本”之制在乾隆十三年已废。）已逾定额，酌加一日，名曰加班，此定制也。”（董康：《二十年奉职西曹之回顾》，《国立华北编译馆馆刊》1943年第2卷第6期，61页）何刚德《春明梦录》对“部院值日”中“加班”的界定与这里董康回忆的说法稍有不同，而与何刚德另外提及的“推班”相近。“凡遇值日，所有奏折即于是日呈递，堂官亦递绿头牌请安。有召见即留牌，不留牌则不见，此正班也。若有要事，则不待值日，亦可加班，其递牌递折之法，与正班同。寻常只此八班，值日周而复始。若遇令节、庆典及特别事故，则推班一日。先期则传旨，某日推班，次日仍接原班递轮。”（何刚德：《春明梦录》卷下，上海古籍书店影印，1983，页31a）这是清代各部院值日分有正班、加班、推班的名目差别。“正班”及“加班”值日导致刑部实际上会八日一休的情形，在翁同龢的日记中即有所反映，例如光绪五年（1879）二月十五日，“本部加班。……入署无一人。”三月十七日，“入署无一人。”四月十六日，“入署，阒其无人，即归。”（《翁同龢日记》，1406页，1411页，1422页）

轮到刑部正班奏事之日，刑部阖署司员放假了，但这天刑部堂官需入内值日奏事，这种情形每八天为一个周期循环。雍正四年（1726）始定此制，当时分作九班，后嘉庆十九年（1814）改为八班，“譬如初一日则吏部、内阁、翰林院三衙门，省文曰吏内翰；初二则户（户部）通（通政司）詹（詹事府）；初三则礼（礼部）宗（宗人府）钦（钦天监）；初四则兵（兵部）常（太常寺）仆（太仆寺）；初五则刑（刑部）都（都察院）大（大理寺）；初六则工（工部）鸿胪（鸿胪寺）；初七则内（内务府）国子（国子监）；初八则理（理藩院）銮（銮仪卫）光（光禄寺）。”（《春明梦录》卷下，页30b—31a）《郎潜纪闻初笔》亦载：“部院各衙门值日，八日一周，咸有定序，曰吏、翰，曰户、通、詹，曰礼、宗、钦，曰兵、常、仆，曰刑、都、大，曰工、鸿，曰理、銮、光，曰内、国。凡朝官内直者，皆从省文呼之。”（陈康祺撰，晋石点校：《郎潜纪闻初笔》卷6“部院各衙门值日”条，中华书局，1997，136页）有事则将奏折呈递，无事递绿头牌请安。

在御门听政时，皇帝升座，部院大小官员按日轮班，堂官捧奏章置诸案，启奏的次序是吏、户、礼、兵、工五部，理藩院、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轮流先后启奏，如果宗人府奏事，则在各衙门之先，太常寺、光禄寺、鸿胪寺、国子监、钦天监奏事在礼部之后，太仆寺奏事在兵部之后，五城奏事在都察院之后，内阁、翰林院、詹事府奏事，及九卿有会奏公本，科道官有条陈事宜，俱在各衙门之后，刑部奏事，每日在第三班。（冯明珠主编：《国立故宫博物院典藏清史馆未刊纪志表传稿本专辑：志》第5册《礼志嘉礼》，台北沉香亭企业，2009，2172—2174页）六部轮流，刑部常居三。嘉庆朝，“御门近制，六部以次进本。户、礼、兵、工轮流居首，刑部则第三，吏部第六，则以为常。盖吏部进本毕，即带领引见也。故俗有刑三吏六之说。旧时惟刑部本三件，他部皆一件。嘉庆六年，仁宗恐有延阁，命无拘件数。或虑本匣太厚，不便捧持，则每部不必过十件。近闻所近不过二、三件耳。”（吴振棫撰，童正伦点校：《养吉斋丛录》，中华书局，2005年，71—72页）

每一个季度之后，刑部需要对前面三个月刑部各司已经及尚未完成的事件进行整理汇报（张伟仁主编《明清档案》，档案号：A115-80，A118-3）；春夏秋冬四季对每一季分无力完赃请豁案件题报奏闻（张伟仁主编《明清档案》，档案号：A172-32，A177-108）。在固定时间点上的例行故事很多，兹不详举。刑部在案件处理的基数上，由于办理程序的缘故，会增加案件办理的公文处理量。

刑部通常循着日常的节奏运转如故，但有时也会因为某些意外的插曲而使其上紧发条，应对处理这些突发的事件。乾隆三十三年（1768）浙江地方的叫魂恐惧蔓延北上西行，席卷半个中国，乾隆帝在北京大为震骇，寝食难安，谕令频频，调动国家官僚机器加紧调查清剿，各地官员追缉嫌烦，制造了一连串的案件，当山东、安徽、江苏和浙江被抓获的案犯被统统移送到北京，由军机大臣、刑部和京畿步军统领组成的特别法庭进行审理，以避免地方官员滥刑无辜求得假供（孔飞力著；陈兼，刘昶译：《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三联书店，2012，223页），要犯一日不获，乾隆皇帝之心一日不纾，当京城出现剪辫梢及拿获字帖（《割辫案》（乾隆三十三年）之《刘统勋等折五》、《刘统勋等折六》，见于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辑《史料旬刊》第11期，1930年9月11日出版），官兵搜捕京师内外城市乡村一切庵观寺庙，质讯提解来京人犯，刑部作为国家机器在“叫魂”案件的裹挟下，介入到案件的调查，叫魂案件也成为刑部一段时期内勠力从事的工作重点。（仅以民国时期故宫博物院《史料旬刊》整理乾隆三十三年“割辫案”所汇编的相关档案文件来看，第5期有11件，第6期有18件，第7期有19件，第8期有10件，第10期有10件，第11期有9件，文件类型包括有廷寄、谕旨、军机处奏片、臣工奏折、夹片等。见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辑《史料旬刊》，京华印书局，1930年系列出版）

嘉庆十八年（1813）九月70余名天理教教徒攻袭紫禁城，朝野震惊，北京全城戒严，内外大门关闭六天，清军大规模进驻京城并展开搜查，抓捕和审讯工作也随即其后，刑部一时任务剧增。当时广东巡抚韩崶循例赴京陛见，于次月即嘉庆十八年十月初一抵京，初三即被授命为刑部尚书，迅即赴刑部办理公务，“时逆匪重案人犯众多，余偕同部堂司，会同军机，日夕研鞫，逐一讯录供词，进呈御览，将从逆案犯分别情罪尤重、次重、又次重之不同开单，请旨定以凌迟斩绞，其应留质之犯，仍行监禁。”在首逆冯克善、牛亮臣解到之后，熬审明确寸磔示众；将无辜株累良民省释80余人。（韩崶编：《韩桂舲先生自订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20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588、589页）面对数量众多的嫌犯和来自皇帝的申饬压力，刑部昼夜不歇加班加点，加紧审讯。刑部大量司员参与了这项突发事件的办理工作，如当时刑部蒙古笔帖式台福“十八年九月以后，承审逆案，昼夜研鞫，不辞劳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录副奏折：档案号：03-1567-004）即其中一例，后来他在议叙升用时还因此事添上了一笔。在天理教事件平息之后，刑部复启动了与此相关的立法工作，在十二月刑部尚书“条奏会教各匪分别治罪一折内，左道异端为首绞候一条，奉旨改为绞决。”（《韩桂舲先生自订年谱》，590页）这是刑部在正常节奏之外因时因势加入额外任务的情形，正如已有研究所指出的，清代京官遵循的是朝廷律令规定的工作时间，负责本司具体事务的掌印、主稿等工作强度较大，普通司员相较清闲。堂官负责决策事务，工作相对清闲，而书吏负责大量文案与后勤工作，工作最为忙碌。（王雁：《晚清六部司官公务生活的时与空：以刑部司官唐烜为中心》，《清史研究》2017年第3期，92页）

近些年已有不少研究揭示出清代皇帝清晨朝会的具体时间，反映出清代皇帝理政之勤，超迈前代。正如出生在光绪元年（1875）的齐如山先生以自己在前清京城的生活经历，述及“清朝每日的上朝”一事中所说，由于西华门的门洞相当长，足蔽风雨，守门的卫兵干脆就在地上铺好席睡在了门洞之内，对于有人出入时必须喊门的规定，每日上朝由于时在夜间一两点钟，黑暗得看不见人，卫兵们都不起来，就在被窝里喊。（齐如山：《齐如山随笔》，辽宁教育出版社，2007，32页）各部堂官入内办公之勤苦，可窥一斑。相较之下，清代刑部普通职员则“幸运”得多，至少不用摸黑“赶早班”，且上班时间相对“弹性”，从一些刑部职官的日记来看，甚至还享有一定的“自由度”。但工作内容并不轻松，清代刑部衙署面积在当时六部中最大，事务殷繁，官员数量也在六部中居于首位，要从容应对刑部案牍并以刑名才干而获跻身提拔，仅靠“打卡”上班是远远不够的，研究律例熟悉业务，乃至处理未完成的公务，同样也延展到了正常的下班休息时间中。

李明（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