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时间回到一九九五年。
东莞,老城,一条青石板巷子。巷子最里头有一间宅子,三进,门框上刻着两个字,年深日久,看不大真了。
住在这儿的是许老,七十岁。
许老在东莞做了三十年的竹器。后来不做生意了,靠收租和卖旧家具过日子。
加代刚到广东那年,是许老把城西一间小屋赊给他住的。租钱欠了七个月,许老一句没催过。
“许老,钱我下个月给。”
“急什么。”许老说,“你人在就行。”
“你这宅子多少年了。”
“我爷爷那辈买的。”许老说,“一百一十年。”
“门口那副对联漆掉了。”
“掉了好。”许老说,“红纸贴上去,一阵风就没了。木头上的字还在。”
一九九一年,加代在城西赔过一笔生意,身上只剩八百块。许老让他搬进那间小屋,说房租一个月六十,什么时候有什么时候给。
“许老,我欠你七个月了。”
“记着呢。”许老说,“四百二。”
“你一句没催。”
“催什么。”许老说,“我看你天天在外头跑,鞋都跑破两双。”
“后来那一千块你收了。”
“收了。”许老说,“我拿那一千块买了两把好刨子,用到现在。”
许老每天早上把院子扫一遍。对联两边各挂一只旧灯笼,早就点不亮了。
许老有个孙子,叫阿平,二十二岁。
阿平是他儿子留下的。儿子一九九零年出的事,媳妇改嫁走了,孩子从八岁起跟着爷爷。
阿平的右手拇指少半截。七岁那年,跟着爷爷在铺子里,被压竹篾的机器压掉的。
“阿平,手怎么样。”
“不碍事。”阿平说,“拿筷子拿笔都行。”
“你爷爷不让你进铺子。”
“他怕。”阿平说,“这十年他不让我碰机器。”
“阿平他爹的事,你爷爷还提不提。”
“不提。”阿平说,“提了他难受。”
“你还记得不。”
“记得。”阿平说,“我八岁那年跟他说,爷,我以后不走那条路。他说好。”
一九九五年,东莞老城一间旧屋一个月租八十。许老把临街那两间租出去,一个月收一百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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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平在城东一家五金厂做事,一个月六百二,交四百给爷爷。
“你留二百二十块够不够。”
“够。”阿平说,“厂里管中饭。”
“你爷爷那只表,你见过没有。”
“见过。”阿平说,“上海牌的,跟了他三十年。他上个月把表拿出来上油,说以后给我。”
阿平每天六点出门,骑一辆二八的自行车,路上四十分钟。
“阿平,晚上回不回来吃。”
“回。”阿平说,“你等我。”
“阿平,你攒钱干什么。”
“攒着。”
“攒着做什么用。”
“给我爷换一副对联。”阿平说,“门口那个字,木头都裂了。我上个月问过,请人写两张,再刻出来,要两百八。”
“你爷知道不。”
“不知道。”阿平说,“他要知道了,肯定不让。”
那一年五月,阿平没回家。
头一天,许老没在意。第二天,许老让隔壁的小伙去厂里问,厂里说阿平请了三天假。
第三天,有个人上门,穿一件白衬衫,手里捏着一张纸。
“许老。”
“你谁。”
“九叔那边的人。”那人说,“你孙子在楼上。他写的东西,你看看吧。”
纸条是阿平的字,歪歪扭扭:爷,我借了四万。
“四万。”
“四万。”那人说,“三天里滚起来的。”
“他借了多少。”
“三千。”那人说,“我们是放数的。规矩就是规矩,一天一分二。”
“人在哪儿。”
“城东那栋楼,靠江边那栋。”那人说,“钱到了,人就下来。”
“我要见人。”
“见不着。”那人说,“钱到了就下来。”
那人放下纸条,走了。
许老追到巷口。
“喂。”
“许老,还有事。”
“我孙子到底欠多少。”
“四万。”
“他借钱干什么。”
“这我不知道。”那人说,“我只管送条子。”
“你们那楼上住的都是什么人。”
“都是欠数的。”那人说,“一人一间屋,一天管两顿饭。”
许老把抽屉整个倒过来,数了三遍,三千二百块。又把手上一只老表卖了,八百。
“许老,钱不够啊。”
“我知道。”
“宅子里那些家具能卖。”
“卖了住什么。”许老说。
第四天,来了两个人,手里拿着卷尺,在院子里量。
“你们量什么。”
“量房子。”那人说,“九叔说了,四万你拿不出来,这宅子顶上。”
“这宅子一百一十年了。”
“年头长好啊。”那人说,“年头长才值钱。”
“我孙子呢。”
“在楼上,吃得好睡得好。”那人说,“你别急,他比在家还舒坦。”
那两个人量了前院,又量后院。走的时候把门带得很轻。
那天傍晚,许老一个人去了那栋楼底下。
他在楼下站到天黑,仰着头看五楼那几扇窗。
“许老,回吧。”
“我看看哪扇窗是他。”
“你看不出来。”
“我就站站。”许老说,“我不上去。上去他要我签字。”
第五天,乔巴从东莞回了广州。
“代哥,城西做竹器那个许老,孙子让人扣在楼上,三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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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代当天下午就到了东莞。
“许老。”
“孩子,你来了。”
“人呢。”
“在楼上。”许老说,“纸条上写着四万。我凑了一万三。”
“钱我出。”
“我不要你的钱。”
“不是给你的。”加代说,“是给楼上那位的。”
“孩子。”许老说,“九叔在东莞放了三十年数。这一片开着的场子,一半都欠他的。你别掺和。”
“他心里有数。我也有数。”
“孩子,我跟你说句实话。”许老说,“这宅子是我爷爷手里传下来的。我要是把它抵出去,我下去没脸见人。”
“许老。”
“我攒了一辈子的钱,就一万三。”许老说,“我不是怕出钱,我是怕那孩子在楼上受罪。”
“钱不用你出。”乔巴说。
许老进屋倒了一缸子水搁在桌上,水是温的。
那四万,是加代当天晚上凑的。
表行账上刚付出去一笔货款,手上只剩两万。剩下那两万,他跟乔巴借的。
“代哥,这钱你什么时候还。”
“我不是催你。”
“一个月。”加代说,“下个月我给你送过来。”
“成。”乔巴说,“那我等你送到门口。”
第二天上午,加代去了城东那栋楼。
那是一栋五层的旧楼,靠江边,外墙刷的绿漆掉得斑斑驳驳。一楼是仓库,卷闸门拉了一半。楼梯口有一道铁门,敞着。
“哥,上面五层,楼道口一道铁门。”
“几个人。”
“一楼仓库两个。”左帅说,“三楼走廊五个,都是从东莞本地叫来的,脸生。”
“你别上去。”
“哥,你一个人。”
“我是去换人,不是去办事。”加代说,“你上来,人就换不成了。”
左帅带了四个人留在楼下。
楼道里没有灯,墙上刷的是一层黄漆,从一楼刷到五楼,深浅不匀。
上到三楼,走廊很长,两边都是关着的门。走廊尽头有一间屋,门口站着一个人,还是那件白衬衫。
“找谁。”
“九叔。”
“约了没有。”
“你跟他说,广州加代来了。”
那人进去了一会儿,出来把门推开。
屋里摆着一张八仙桌,桌上搁一盏台灯,灯罩压得很低。桌边坐着个六十来岁的男人,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穿一件藏青的中山装。
他就是九叔。
“加代。”九叔说,“我听过你的名。”
“城西许老那孙子。”
“哦。”九叔说,“那个小许。”
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纸条,摊在桌上,用手指在上头按了按。
“这是他写的。上头有他的字,有他的手印。”
加代捏着那张纸条,凑到桌上的台灯底下。
纸条上头写着:今欠九叔十四万。
那个十,墨色比别的字新,笔画粗,是后描上去的,描得还不直。
右下角按着一个手印,圆的,是一个完整的右手拇指。
“这个印,谁按的。”
“他按的。”
“他右手拇指少半截。”
九叔把中山装的领子理了理。
“他还有左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