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把我们带回1911，却被一只白袖章难住了——纪录片《汤寿潜1911》总导演创作手记

2026年，恰逢汤寿潜先生诞辰170周年、沪杭铁路开工120周年、辛亥革命115周年。在这几个时间节点交汇之际，我们与汤先生的家乡萧山进化镇合作，创作了纪录片《汤寿潜1911》。影片从1911年杭州光复的关键时刻切入，回望他参与铁路建设、投身保路运动的经历，试着回答：为什么在那个紧要关头，各方会将目光投向汤寿潜？

我与这个项目的结缘，最初来自这次合作和对汤寿潜故事的重新认识。随着史料研究深入，我们发现，一条铁路不仅牵动着国家的路权和发展，也走进了普通人的生活。怎样让一百多年前的人和事真实地呈现在今天的观众面前，成了我们创作中反复思考的问题。

一、为了一个白袖章，我们和AI较劲了近百次

那是《汤寿潜1911》中革命军与旗营清军对峙的一场戏。为了还原1911年杭州光复的历史现场，我们尝试用AIGC生成大规模的革命军群像。问题却出在一个不起眼的细节上。根据我们核对的史料，革命军的白袖章应佩戴在左臂。但AI似乎并不理解，这不是普通的服饰装饰，而是一个必须遵循历史依据的细节。

无论怎样修改提示词，生成的画面总会出现问题。有时袖章戴在右臂，有时一个人两只胳膊上竟然都有。反复生成近百次，还是不对。最后只能靠人工修改。制作人员对着电脑，一个人物、一个人物地检查，把多余的袖章逐个去掉。

这还只是一个细节。真正让我们头疼的是大场景中的人物群像。AI可以迅速生成几十个甚至上百个人，却很难保证每个人的面孔各不相同，动作自然，服饰和空间关系又都符合历史。

生成很快，修改很慢。

我们甚至开玩笑说，这部纪录片不是AI自动生成的，而是大家一点一点“手搓”出来的。全片近400个画面，从人物形象到历史场景，从细节考证到镜头衔接，都经历了反复生成、筛选、修改和打磨。最终，这些精心制作的画面被一个个连接起来，才有了观众看到的这部纪录片。

AI降低了历史影像的生成门槛，却没有降低纪录片对于真实与品质的要求。

这只白袖章，成为整个创作过程留给我印象很深的一个细节。

当技术已经能够创造一个看似真实的历史现场，我们反而需要不断追问：它所呈现的历史，究竟有没有依据？

二、一条铁路，为什么让杭州人背着板凳去看？

刚开始接触汤寿潜这个选题时，我觉得特别难。不是因为缺少史料，而是这个人物的经历太丰富。他著书议政，倡导立宪，参与铁路建设和保路运动，又在辛亥革命后担任浙江首任都督。如果按照传统人物传记的方式，从他的早年经历一直讲到晚年，完全可以拍出一部内容翔实的纪录片。但我始终在想，我们究竟应该怎样让今天的观众理解这个人？

为了寻找答案，创作团队开展了大量史料研究。我们纪录片团队里的骆琳是执行总导演，负责史料搜集整理，以及与六位学术顾问的沟通，指导档案的搜集和转化文本的工作。前期，我们搜集整理了4600多件历史档案，最终筛选出300多件具有影像转化价值的资料。

历史档案的价值，并不完全取决于它记录了多么重大的事件。有时，一段不起眼的文字，反而能让我们突然看见历史中的普通人。

研究浙江近代铁路发展时，我们注意到夏衍关于童年看火车的一段回忆。沪杭铁路通车进入杭州后，这个此前从未见过的新鲜事物，让沿线乡村的人们都兴奋起来。夏衍的母亲带着他和两个姐姐，准备了干粮，还带上一条长板凳，走了两里多路，专门赶到艮山门车站去看火车。

我特别喜欢这个细节。一个母亲，带着几个孩子，背着长板凳、带着干粮，走上几里路，就为了看一眼火车。今天的我们很难想象，一列火车竟能带来如此强烈的兴奋。但在当时，这可能是许多杭州人第一次如此真切地感受到，外面的世界正在发生变化。

如果说铁路建设代表了中国近代工业文明的一次探索，那么，背着长板凳去看火车的一家人，恰恰让我们看见，这种变化是怎样走进普通人生活的。也正是这些材料，让我不断重新思考汤寿潜与铁路的故事。

为什么一条铁路能够引起那么多人的关注？

为什么浙江的绅商、挑夫、普通市民，甚至社会底层的女性，都愿意拿出自己的积蓄认购铁路股票？我们在上海认股大会的历史场景中，希望呈现的正是这种社会力量。它不仅是一场筹集资金的活动，也折射出人们对铁路、对实业发展和维护路权的期待。

在这个过程中，我逐渐意识到，汤寿潜所争取的，并不只是一条铁路的修筑权。铁路与那个时代中国人的生活、发展愿望和国家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而汤寿潜恰恰是将这些社会力量组织起来、付诸实际行动的重要人物。

三、一个经手巨额资金的人，为什么总坐三等车厢？

在整理汤寿潜的史料时，另一个细节同样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曹聚仁在《我与我的世界》中，曾经描写过汤寿潜的日常形象：一身土布短褂，头戴箬帽，脚穿蒲鞋，手持纸伞。另外的相关记述还提到，他为铁路事务奔走，经常乘坐三等车船，路途不远时甚至以步代车。这是一幅很有意思的画面。

一个参与主持浙江铁路建设、经手大量建设资金的人，自己乘火车，却常常选择三等车厢。这样的细节，比任何关于清廉的形容词都更加具体。一个人怎样生活，怎样对待金钱，怎样处理公共事务与个人利益的关系，往往就藏在这些日常选择中。

汤寿潜主持浙江铁路事务多年，不领取薪金，不随意支用公费。布衣芒鞋，往返沪杭之间，这些看似平常的举动，构成了他在当时社会中的个人形象。

但我们并不想简单地把他塑造成一个生活俭朴的清官。

随着史料研究深入，我对他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最初，我们更多关注的是清廉。后来，我越来越感兴趣的，是这种个人品格如何转化为社会信任。

特别是1911年杭州光复的关键时刻。革命军与旗营清军的矛盾尚未完全解决，一场可能造成大量伤亡的战斗随时可能发生。各方为什么愿意让一个已经被清廷革职的人参与斡旋？

为什么是汤寿潜？如果只是说他清廉，恐怕还不足以解释这一切。我们需要把他的铁路建设、保路抗争、政治主张和个人经历放在一起，才能逐渐理解，这种社会信任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还有一个细节，同样值得放进这个人物的生命历程中。汤寿潜母亲去世后，本应在家守孝，但铁路路权问题日益紧迫。相关材料记载，他接到急电后，甚至来不及解下孝服上的麻绳，便动身处理铁路事务。一边是为人子的私人情感，一边是不得不面对的公共责任。这样的矛盾与选择，远比一段慷慨激昂的独白更能表现人物。而他一生中关于金钱与个人利益的态度，最终还体现在另外一件事情上。

因汤寿潜主持浙江铁路事务多年、不取薪俸，民国政府曾通过浙路公司拨给他二十万银元作为补偿。这在当时无疑是一笔巨款。但汤寿潜并没有将这笔钱作为个人财产。他曾表示拒绝，并与股东代表就款项的处理反复推让。后来，这笔钱被送到汤府。汤寿潜去世前，留下将其用于教育事业的遗愿。多年后，家人遵照他的意愿，二十万银元最终用于建设浙江图书馆的新馆舍。

研究到这里，我对“布衣都督”有了更具体的理解。平日里穿布衣、坐三等车厢，为铁路事务奔走，不愿领取薪俸；面对巨额补偿，又希望把它留给公共事业。一个人的品格，就这样通过一件件具体的事情逐渐呈现出来。也许，这正是我们拍摄历史人物纪录片时最需要寻找的东西。

不是不断地告诉观众他有怎样的精神，而是通过具体的生活细节，让观众自己去理解这个人。

四、十几万字，最后却不得不忍痛舍弃

史料研究越深入，新的困难也随之出现。从4600多件档案中选出300多件材料，只是创作的第一步。

随后，撰稿师永涛老师负责把这些史料转化为文学本。从研究文本、文学本到分镜脚本和后续制作文本，整个过程中形成了十几万字的文字材料。但资料越丰富，我们越舍不得删。汤寿潜的一生涉及的历史事件太多。从著书议政到铁路建设，从保路运动到杭州光复，每一段经历都值得展开。

如果按照传统人物传记的方式，从年轻讲到年老，历史脉络当然完整，却容易变成一部影像化的人物年谱。纪录片制作人余源伟负责视觉影像创作把关，指导执行总导演刘俊良和三十多位制作人员分工协作，将文本中的历史场景逐步转化为影像。

到了后期剪辑阶段，我们仍然进行了几次比较大的结构调整。这可能是整个创作过程中最痛苦的事情之一。有些历史背景非常重要，有些段落经过了长时间研究，甚至已经制作成完整的影像，但它未必能够推进整部影片的故事。我们不得不作出取舍。

后来，我们决定打破传统人物传记的线性时间轴。影片不再从汤寿潜的早年经历开始，而是直接进入1911年杭州光复的历史现场。革命军与清军之间的矛盾一触即发，各方为什么会将目光投向汤寿潜？

带着这个问题，我们重新回到他此前的人生经历。铁路建设、保路抗争、立宪探索，都成为理解他为什么走向1911年的重要线索。

我们希望观众先进入事件，再通过一次次关键选择，逐渐理解这个人的思想与行动。这也是我对剧情式纪录片的一种理解。所谓剧情式，并不是人为制造戏剧冲突，而是从真实历史中寻找原本就存在的矛盾、冲突与选择。

就像那个孝服尚未解下，便要为铁路事务奔走的人。一个真实的人物，远比一个被赋予各种标签的历史人物更加复杂。那十几万字的创作文本，以及大量最终没有出现在影片中的资料，并没有白费。

正因为研究得足够充分，我们才有可能判断，哪些故事最能够表现人物，哪些内容必须主动舍弃。史料研究需要充分，影像叙事却必须懂得取舍。

五、当AI能够生成历史，我们反而需要更加谨慎

《汤寿潜1911》最终制作了50个数字场景。清末杭州的城市空间、沪杭铁路修筑现场，以及许多过去难以直接拍摄的历史环境，借助AIGC获得了新的影像表达方式。但真正制作起来，我们发现，技术带来的挑战远不只是生成一个镜头。

汤寿潜存世的照片有限。为了保证人物形象的连续性，我们根据历史照片制作不同角度的人物形象参考。但人物外貌一致，仅仅是最基本的要求。服饰是否符合年代？器物是否准确？建筑比例是否合理？不同镜头之间的空间关系是否能够衔接？这些问题，AI并不能主动替我们判断。

幸运的是，我们背后有一支始终参与创作的学术顾问团队。特别是浙江省档案馆原副馆长韩李敏老师，几乎全天候与我们保持沟通。我们专门建立了学术顾问群。从前期文本到数字影像制作，学术顾问始终参与其中，而不是等到影片制作完成后，再集中审核。

小到一顶帽子的形制、一枚帽徽、一只袖章，大到杭州城的建筑风貌、城墙高度及空间比例，都需要寻找史料，反复核实。有时，一张历史照片就需要我们研究很久。

制作人员先根据照片建立空间，生成初步画面，再交给学术顾问核对。如果发现问题，就继续调整。在这个过程中，学术研究与影像生产几乎同步进行，专门的文史沟通群24小时不停歇，不遗漏任何一个可能会引发质疑的细节。影片涉及人物言论的部分，我们也尽可能寻找原始文献。

例如，汤寿潜在上海保路活动中的相关演讲，创作依据就来自当年《申报》的报道。我越来越觉得，AIGC进入历史纪录片创作之后，真正需要改变的，不只是制作技术，还有整个创作流程。

技术提高了部分复杂场景的实现效率，但前期的史料研究、剧本创作和专业判断，一项都不能减少。尤其是当数字影像越来越逼真，我们必须清楚地区分历史事实与艺术再现。

不能因为某个画面足够漂亮，就忽略其中不符合史实的细节；也不能为了制造强烈的戏剧情绪，随意改变真实的历史。

回过头看，那只让我们反复修改几十次的白袖章，就是最直观的提醒。

六、“顺眼”两个字，背后究竟是什么？

9月11日，我们带着《汤寿潜1911》来到北京，参加看片会暨研讨交流活动。

影片放映结束后，中央电视台原台长、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原主席胡占凡首先给出了两个字的评价：“顺眼。”这两个字，让我印象特别深。

对于一部使用了大量AIGC生成影像的历史纪录片来说，能够让观众自然地进入故事，而不是始终被技术吸引注意力，正是我们希望达到的效果。

胡主席随后谈到，影片在使用AI生成影像时，分寸和火候把握得比较得体。

虚拟让位于史实，专家、史料、图片提供真实依据，表演则更多承担人物情绪、心理和氛围的表达，没有喧宾夺主。

我觉得，他说到了我们整个创作过程中始终努力寻找的一种平衡。

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智能视听艺术委员会会长陈宏也提出了“影像之像，史实之真，彼此互证”的观点。这些评价，让我重新想起创作中许多看似琐碎的工作。

从骆琳反复梳理的历史档案，到师永涛十几万字的创作文本；从韩李敏老师和学术顾问团队一次次核对历史细节，到余源伟指导刘俊良等导演、制作人员反复修改数字画面；再到剪辑阶段，那些最终不得不舍弃的镜头。所有这些努力，最终都隐藏在一部完整的作品背后。

观众未必知道，一只白袖章经历了多少次修改，也未必知道，一个看起来很自然的历史场景，背后可能有多少次学术讨论和人工调整。但我希望，他们能够相信眼前的历史环境，并通过这些场景逐渐理解汤寿潜。

这次创作还有许多值得继续改进的地方。数字人物怎样才能摆脱过于精致的面孔和模式化的动作？历史影像与真实照片、实景拍摄如何更加自然地融合？怎样在有限的篇幅中，处理好历史信息与剧情节奏之间的关系？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在下一部作品中继续探索。

不过，拍完《汤寿潜1911》，我至少更加明确了一件事。技术可以帮助我们重新生成一百多年前的杭州城，但真正值得我们努力呈现的，是那座城市里曾经生活过的人。是背着长板凳、带着干粮去看火车的一家人；是布衣芒鞋、坐三等车厢，为铁路事务奔走的汤寿潜；也是那个面对二十万银元补偿，最终希望将其留给公共教育事业的人。这些具体的生活与人生选择，比任何宏大的视觉场面都更值得我们认真讲述。

技术能够重新生成历史的影像，但让历史人物真正走近观众，最终依靠的仍然是创作者对历史的研究，以及对人的理解。

（作者：浙江广电集团 纪录片《汤寿潜1911》总导演 焦征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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