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尔斯·斯宾塞回击所有批评：28岁的同性恋告诉他，戴安娜改变了他的人生

斯宾塞的新书确实在王室引发了新一轮风波，但他用来回应“消费姐姐”指责的方式，不是继续和王室对骂，而是讲了一个录音棚里的真实故事。一个从未见过戴安娜的年轻人，因为她的存在而获得了做自己的勇气——这个细节比任何王室爆料都更能说明戴安娜的普世价值。

一个录音棚里的意外对话

查尔斯·斯宾塞最近在伦敦录制《天鹅之歌：戴安娜，我的妹妹》的有声书版本。录音棚里给他操作设备的技术人员是个年轻人，大概二十多岁。

斯宾塞在采访中回忆，那个年轻人对他说了一句话：“我对这些一无所知。”

斯宾塞接着问了他的年龄，对方回答：28岁。戴安娜1997年去世，这个年轻人根本来不及认识她。但接下来发生的事让斯宾塞愣住了——这个录音师告诉他，尽管自己对戴安娜的生平一无所知，但他“知道她”，因为戴安娜的存在，他才敢做自己。考虑到他的性取向，戴安娜对他来说是一个“偶像”。

斯宾塞说：“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每个人都能在某种程度上与戴安娜产生共鸣。”他认为戴安娜具有一种“普世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是独一无二的，我在任何公众人物身上都没有见过”。

为什么这件事比“我们很快就会忘记她”更重要

斯宾塞新书中最引爆舆论的，是那句据称出自查尔斯三世之口的“放心吧，我们很快就会忘记她”。白金汉宫罕见地发表声明，暗示斯宾塞的“兄弟之痛可能蒙蔽理智、影响判断、扭曲记忆”。

但斯宾塞用来回击的，不是继续纠缠那句话的真伪。他讲了这个录音棚的故事。

逻辑很清楚：如果戴安娜真的如某些王室助手暗示的那样，只是一个“悲伤而美丽的形象”或“历史书里的人物”，那怎么解释一个从未见过她、与她毫无交集的28岁同性恋年轻人，仍然从她身上获得了做自己的勇气？

斯宾塞在采访中明确说，他写这本书的目标读者是“40岁以下的人，他们认为戴安娜是历史书中一个悲伤而美丽的形象”。那个录音师恰好证明了他的判断——戴安娜的意义早已超越了王室八卦和1997年巴黎隧道里的那一夜。

戴安娜为什么是性少数群体的“偶像”

这一点常被忽略，但有明确的历史依据。

1987年，戴安娜为伦敦米德尔塞克斯医院开设了英国第一个专门收治艾滋病患者的病房。在那个艾滋病仍被污名化的年代，她坐在患者的病床上，握住了对方的手，没有戴手套。

她与埃尔顿·约翰的友谊在圈内广为人知。据她身边的工作人员透露，戴安娜是第一个被告知“我是同性恋”的女性。

更有意思的一个细节是：戴安娜曾和弗雷迪·默丘里一起偷偷溜进一家同性恋酒吧。据传，默丘里把她打扮了一番，确保没人认出来，然后带她进了那家俱乐部。

但这些“支持”只是表层。更深层的原因在于：戴安娜本身就是那个“格格不入的人”。她无法遵守王室礼仪，拒绝听白金汉宫保守派的话，她想表达自己，却因此被批评、被边缘化。这种“与主流框架格格不入”的体验，与许多性少数群体的成长经历高度重合。

一个被王室规训、被媒体围猎、被丈夫冷落的女人，最终选择用自己的方式活着，并且把同情给了那些同样被社会边缘化的人。这就是为什么30年后，一个28岁的同性恋录音师仍然会说：因为她，我才敢做自己。

斯宾塞的“为戴安娜发声”，到底有没有说服力

对斯宾塞新书的质疑是真实存在的。王室传记作家罗伯特·哈德曼公开表示，他在戴安娜葬礼上看到的是“悲痛欲绝、泪流满面”的查尔斯，而非斯宾塞描述的“中了彩票般的狂喜”。另一位王室作家安德鲁·莫顿则称斯宾塞关于电话的叙述“具有煽动性且存在争议”。

斯宾塞本人也承认书中有一处事实错误——关于皮尔斯·摩根在《每日镜报》任职时间的描述。他为此道歉，称“我搞错了一个日期”。

但斯宾塞的回应策略值得注意：他不纠缠于王室是否“打过电话”，而是把话题拉回到“戴安娜到底意味着什么”。

他在接受BBC采访时说：“我的部分职责，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是记录事实。这里面没有恶意。我没有怨恨或苦涩。”他反复强调，这本书的目的是“从弟弟的角度讲述真正的戴安娜”，而不是“攻击王室”。

那个录音棚的故事，就是他用来证明这一点的最有说服力的证据。

事实是：戴安娜的意义从来不由王室定义

威廉和哈里确实对这本书保持了沉默。据报道，两位王子在公开活动中被问及此书时均拒绝置评。

但斯宾塞似乎并不在意王室是否回应。他在采访中说了一句很关键的话：“我可以告诉你戴安娜会喜欢什么，那就是大约350页的赞美，她就爱听好话！”

这句半开玩笑的话，其实点出了一个核心：戴安娜从来不是王室叙事里那个“需要被遗忘的人”。她被记住的方式，是一个28岁的年轻人告诉她哥哥——因为她，我敢做我自己。